蛛丝和梅花
林徽因
真真地就是那么两根蛛丝，由门框边轻轻地牵到一枝梅花上。就是那么两根细丝，迎着太阳光发亮……再多了，那还像样么。一个摩登家庭如何能容蛛网在光天白日里作怪，管它有多美丽，多玄妙，多细致，够你对着它联想到一切自然造物的神工和不可思议处；这两根丝本来就该使人脸红，且在冬天够多特别！可是亮亮的，细细的，倒有点像银，也有点像玻璃制的细丝，委实不算讨厌，尤其是它们那么洒脱风雅，偏偏那样有意无意地斜着搭在梅花的枝梢上。
你向着那丝看，冬天的太阳照满了屋内，窗明几净，每朵含苞的，开透的，半开的梅花在那里挺秀吐香，情绪不禁迷茫缥缈地充溢心胸，在那刹那的时间中振荡。同蛛丝一样的细弱，和不必需，思想开始抛引出去；由过去牵到将来，意识的，非意识的，由门框梅花牵出宇宙，浮云沧波踪迹不定。是人性，艺术，还是哲学，你也无暇计较，你不能制止你情绪的充溢，思想的驰骋，蛛丝梅花竟然是瞬息可以千里！好比你是蜘蛛，你的周围也有你自织的蛛网，细致地牵引着天地，不怕多少次风雨来吹断它，你不会停止了这生命上基本的活动。此刻……“一枝斜好，幽香不知甚处”……
拿梅花来说吧，一串串丹红的结蕊缀在秀劲的傲骨上，最可爱，最可赏，等半绽将开地错落在老枝上时，你便会心跳！梅花最怕开；开了便没话说。索性残了，沁香拂散同夜里炉火都能成了一种温存的凄清。
记起了，也就是说到梅花，玉兰。初是有个朋友说起初恋时，玉兰刚开完，天气每天的暖，住在湖旁，每夜跑到湖边林子里走路，又静坐幽僻石上看隔岸灯火，感到好像仅有如此虔诚的孤对一片泓碧寒星远市，才能把心里情绪抓紧了，放在最可靠最纯净的一撮思想里，始不至亵渎了或是惊着那“寤寐思服”的人儿。那是极年轻的男子初恋的情景，——对象渺茫高远，反而近求“自我的”郁结深浅——他问起少女的情绪。
就在这里，忽记起梅花。一枝两枝，老枝细枝，横着，虬着，描着影子，喷着细香；太阳淡淡金色地铺在地板上：四壁琳琅，书架上的书和书签都像在发出言语；墙上小对联记不得是谁的集句；中条是东坡的诗。你敛住气，简直不敢喘息，巅起脚，细小的身形嵌在书房中间，看残照当窗，花影摇曳，你像失落了什么，有点迷惘。“飞花满地谁为扫？”你问，情绪风似地吹动，卷过，停留在惜花上面。再回头看看，花依旧嫣然不语。“如此娉婷，谁人解看花意，”你更沉默，几乎热情地感到花的寂寞，开始怜花，把同情统统诗意地交给了花心！
惜花，解花太东方，亲昵自然，含着人性的细致是东方传统的情绪。
此外年龄还有尺寸，一样是愁，却跃跃似喜，十六岁时的，微风零乱，不颓废，不空虚，踮着理想的脚充满希望，东方和西方却一样。人老了脉脉烟雨，愁吟或牢骚多折损诗的活泼。大家如香山，稼轩，东坡，放翁的白发华发，很少不梗在诗里，至少是令人不快。话说远了，刚说是惜花，东方老少都免不了这嗜好，这倒不论老的雪鬓曳杖，深闺里也就攒眉千度。
最叫人惜的花是海棠一类的“春红”，那样娇嫩明艳，开过了残红满地，太招惹同情和伤感。但在西方即使也有我们同样的花，也还缺乏我们的廊庑庭院。有了“庭院深深深几许”才有一种庭院里特有的情绪。如果李易安的“斜风细雨”底下不是“重门须闭”也就不“萧条”得那样深沉可爱；李后主的“终日谁来”也一样的别有寂寞滋味。看花更须庭院，常常锁在里面认识，不时还得有轩窗栏杆，给你一点凭藉，虽然也用不着十二栏杆倚遍，那么慵弱无聊。
当然旧诗里伤愁太多！所以庭花，乱红，黄昏，寂寞太滥，时常失却诚实。西洋诗，恋爱总站在前头，或是“忘掉”，或是“记起”，月是为爱，花也是为爱，只使全是真情，也未尝不太腻味。就以两边好的来讲。拿他们的月光同我们的月色比，似乎是月色滋味深长得多。花更不用说了；我们的花“不是预备采下缀成花球，或花冠献给恋人的”，却是一树一树绰约的，个性的，自己立在情人的地位上接受恋歌的。
所以未恋时的对象，最自然的是花，不是因为花而起的感慨，——十六岁时无所谓感慨，——仅是刚说过的自觉解花的情绪。寄托在那清丽无语的上边，你心折它绝韵孤高，你为花动了感情，实说你同花恋爱，也未尝不可，——那惊讶狂喜也不减于初恋。还有那凝望，那沉思……
一根蛛丝！记忆也同一根蛛丝，搭在梅花上就由梅花枝上牵引出去，虽未织成密网，这诗意的前后，也就是相隔十几年的情绪的联络。
午后的阳光仍然斜照，庭院阒然，离离疏影，房里窗棂和梅花依然伴和成为图案，两根蛛丝在冬天还可以算为奇迹，你望着它看，真有点像银，也有点像玻璃，偏偏那么斜挂在梅花的枝梢上。
民国二十五年新年漫记
（有删改）
月下桨声
韩少功
雨后初晴，水面长出了长毛，有千丝万缕的白雾牵绕飞扬。
一条小船近了，船上的一点红也近了。原来是一件红色上衣，穿在一个女孩身上。女孩在船边小心翼翼地放网。一个更小的男孩撅着屁股在船头划桨。
我多次在黄昏时分看见这条小船，小小年纪的两个渔夫在远处忙碌，总是不说话，也不看我一眼。我想起静谧的月夜里，常有一线桨声飘入我梦中，莫非就是这条船？
在这里住了两年多，我早已熟悉张家李家的孩子，但不认识那两张面孔。他们的家也许不在附近。
刚好城里有客人要来，得买点鱼。我朝小船吆喝一声。他们望了我一眼。
你们有鱼卖吗？大鱼小鱼都行。我指了一下院子的方向，我就住在那里。
他们并未回话，隔了好半天，女孩朝这边摇了摇手。
也许，前段时间把鱼打光了。水管所雇来的人们张好大网，敲击着船舷，把鱼往网里赶。接连闹腾好几个日夜，木棒敲出三拍的欢乐，两拍的焦急，慢板的忧伤以及若有所思……久违的山歌，在半夜里会偶尔鬼鬼祟祟地冒出来：
“第一先把父母孝，
有老有少第二条，
第三为人要周到……”
我只好去水管所买了鱼，看到一些没收来的渔网。水管所的人说，附近有农民偷偷违禁打鱼，有时还用密网，把小鱼也打了。
城里的客人来了，驾着刚买的日本轿车。一起吃着鱼，我说到有农民用密网打鱼。他痛心地说，农民就是觉悟低，一点环保意识也没有。又说，如今民风实在刁悍，有一次他的汽车陷进坑里，路边有农民抄着手，不给钱就不帮忙。
客人走后，第二天一早，院子里响起一阵狗吠。开门一看，红衣女孩手里提着一只泥水糊糊的塑料袋，被狗吓得进退两难。她赤裸的双脚在石板上留下水淋淋的脚印，脚踝还沾着一片草叶。
我愣了一下，好容易才记起几天前的问购。塑料袋里有一二十条鱼，大的约摸半斤，小的只有指头那么粗，鲫鱼草鱼杂得有点不成样子。从她疲惫的神色来看，大概这就是他们忙了半个夜晚的收获吧。
估计这女孩用的也是密网，没有放过小鱼，下手有些嫌狠。但我没有说什么。我已经从邻居那里知道了他们的来历。他们是姐弟俩，住在十几里之外的大山，弟弟欠了学费，两人借了条小船出来打鱼。他们的父亲一年前病逝，母亲也变得神志不清，不久前走失了。
我收下鱼。在完成交易的过程中，她始终拒绝坐下，说话时总看着狗，听我说狗不咬人，仍怯怯地不时朝桌下看一眼。
“你很怕狗么？”我妻子问。
她不好意思地笑笑。
“你家没有养狗么？”
她摇摇头。
“你喝茶。”
她点点头，却没有喝。
她才走不久，狗又叫了起来。窗外橘红色一晃，她气喘吁吁地返回来。
“对不起，刚才错了……”她大声说。
“错了什么？”妻子问。
“把钱算错了。”
“不会错吧？不是两斤四两么？”
“真算错了。”
“刚才是你看的秤，你报的价，你说多少就多少，我并没有……”妻子说。我也觉得我们没有什么责任。
“不是，是你们多给了。”
她红着脸，说刚才回到船上，弟弟一听钱的数字，就一口咬定算错了。他们又算了一次，果然是我们多给了一块钱。弟弟很生气，要她赶快来退还。
我看着她沾着泥点的手，撩起橘红色衣襟，取出紧紧埋在腰间的一个布包，十分复杂地打开它，十分复杂地分拣布包中的大小纸票，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一块钱怎值得她这样急匆匆地赶来并且做出这么多复杂的动作？
“一块钱就算是你的脚力钱吧。”我说。
“不行不行……”她把头摇成了拨浪鼓。
“以后还要找你买鱼，一块钱就先存你那里。”
“不行不行……”拨浪鼓还在摇。
“你们还会打鱼吧？”
“不一定。水管所不准我们下网了……”
“弟弟的学费赚够了吗？”
“他不打算读了。”
“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只是固执地要寻找一块钱。可是小钞票凑不够一块钱。最后我们满足她的要求，好歹收了七角。她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浑身不自在，犹犹豫豫地低头而去。
傍晚我们回家，发现院门前有一把葱。路边锄草的妇人说，一个穿红衣的姑娘来过，见我们不在，就把葱留在门前。
妻子叹了口气，说如今的社会，难得还有这样的诚实。她清出一个旧挎包，一支水笔，说要给那位上学的弟弟，替他们省两个钱。但是我再也没有遇上姐弟俩。后来从一位船夫口里得知，水管所加强禁渔，他们被收了渔网，回山里种田去了。
学费凑足了吗？弟弟还能继续读书吗？人世间许多事，我们并不知道，萍水相逢之际，连对方名字也不知道。
每天早上，推窗眺望，远处一两叶小船如发夹别在青山绿水之中。只是那些船上没有一点红。每天晚上，偶尔听到竹林那边传来桨声，是一条小船的足迹，在水面播出了月光的碎片，还有一个个梦境。只是桨声粗重，不像孩子的腕力。有时月夜太静，删除了声音传递的距离，晚风一吹，远在天边的桨声翻过院墙，滚落阶前，七零八落的，引来小狗一次次寻找。它当然找不到什么，鼻子抽缩着，叫了两声，回头看我，眼里全是困惑。
我也不明白，是何处的桨声，悠悠飘落到我家的墙根？
家庭
林漫
媳妇打清早出门，到天弥黑才回来。
婆婆走进屋子，就看见地上躺着一架木头机子，一看到拿起露出旧棉花的袖子擦汗的媳妇，就明白了，准定是媳妇把她自己娘家的纺车搬来了。媳妇老爱向人夸赞她做姑娘时候自己用过的纺车，像惦记着什么亲人似的总忘不了，一到妇救会主任在大会上讲了什么纺线织布，媳妇可更乐上了，成天就嚷着纺线纺线。
看着障眼的木头机子，想到这将是一场落空的胡闹，婆婆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嫌恶。
媳妇俯下身子整着打村合作社领来的棉花，搓成絮节。
婆婆真爱雪一样白的棉花，要说什么，可是没有说，就上了炕，偎起被子坐着。媳妇也一句话没说，抱起打奶奶身旁一歪一扭走过来的小庆，坐在锅台旁的蒲团上，翻着两眼想什么。
丈夫回来了，也没有说什么，一屁股坐在炕头上，心事像山一样重。
妻把睡着的小庆轻轻地放到炕上睡好，点起灯，就向丈夫说：
“你先睡吧！我要待一会儿。”
丈夫闷不作声。妻就把灯放到锅台上，坐下地，凑近纺车，拿起把子试摇了两下，纺车轴就转起来了。
“呜隆——呜隆——呜隆———”
这调子一响动，妻就说不出的心里畅快，好像又回到六年前做姑娘的时候了。嫁到这老远的山里来以后，她就和每天做伴的纺车断了缘，这里男人在外种地，娘儿们在家里做饭缝衣裳，从不兴纺线织布什么的。
婆婆躺在被窝里老是咳嗽着，不断地拿眼角瞟着纺车和坐在纺车旁边的媳妇。她心里格外痛惜油灯里剩着的那一点点油。媳妇却正因几次的断线苦恼着，直抱怨油灯的光焰太不懂事。婆婆听到“呜隆——呜隆”的声音，就好像毛刷子刷着心那么难受，咕哝着：
“五毛钱一两，什么紧要的公事，耗油费灯的……”
困坐的丈夫也突的站起来，粗声粗气地说：
“睡觉！”
还没有绕上三道的细线又断了，从锭子上滑下来。
小庆给吵醒了，哇哇地哭。
丈夫闷声闷气的声音和婆婆的咕哝还在耳边响着，媳妇心里乱得不像样。
婆婆还在里头炕上咳嗽。婆婆平常嫌媳妇不听话，跑到外面开会干什么的，媳妇又嫌婆婆不热心抗日工作。加上一个性格沉闷的丈夫，一家子有时候闹得谁对谁好几天也不讲话。这会儿大家饿肚子，一顿接不上一领，谁也发愁。
屋里四个人，除去四岁的小庆，各有各的惆怅。
饿肚子，没饭吃，只恨鬼子太凶残，又烧又抢，弄成这结果，也不能光靠政府救济，也不能光等丈夫弄粮食来，她相信妇救会主任的话，她相信纺织生产可以战胜鬼子造成的灾荒。
第二天一早起来，她就坐在纺车旁边，把断了的线缠到锭子上，右手摇起把子，左手里的絮节就不断地引出一条长长的线来。
媳妇的手还是不很如意，不是左手和右手不对头，就是线忽然断了。婆婆拿眼角斜瞟着这种情形。丈夫又出门去了。小庆时不时跑到这里来，娘就不得不放下两手的活儿，抱起他，亲着脸，一面说：
“跟奶奶玩儿，看娘正忙着！”
可是时不时还是打奶奶怀里跑到娘怀里，有时还冷不防把线给打断。婆婆的眼角老是斜瞟着。胳膊也酸起来了，不及姑娘时候呢，还是好几年不纺线的缘故呢？可是媳妇一直忍着，坚持着。
“呜隆——呜隆——呜隆——”
纺车叫着、越叫越紧，居然锭子上的穗子一时比一时粗起来。媳妇脸涨得红红的，对婆婆说：
“这就是织布的线，再紧一下，双股合起来，就是咱们缝衣裳的线。”
婆婆嫌恶的眼睛吃惊地睁大了，可是还带着不相信。
天黑，媳妇从纺车旁站起来，腰酸腿麻，拿秤一称，就高兴地喊城叫：“今儿纺了六两多！”
丈夫回来，她又讲给丈夫。丈夫点了点头。口里“嗯”一声。妻却兴奋得连饭都不吃，不管天黑，把线送到合作社去了。回来的时候，小孩子似的嚷叫：
“娘，你看，合作社当下就发了工钱，换成斤半玉茭子，你看！”
婆婆简直有点不相信自个儿的眼睛了。她手颤抖地摸着小升子里一粒一粒金黄的玉茭子，声音颤抖地说：
“是真的吗……”
沉默的丈夫没有讲什么，眼睛里却闪着光彩，死钉在他脑袋里的四口人的生活，像放开的发条一样松弛了。
婆婆眼睛有点湿了，看着媳妇说：“这，这……一个人就养活两口人……我……我……也想……”
媳妇说：“你不会呢，娘！”
“你教给我！”
婆婆手太不灵便，絮节绕不到锭子上，赶到絮节绕上锭子，手又不做主，右手一摇把子，左手就引不出线来，左手勉强引出一点线，右手又顾不上摇把子。
而且老是断，老是断。
看着媳妇熟练的两只手的动作，说不出来的羡慕。心里奇怪过去为什么老是不满意媳妇，媳妇才是个能干的身手。
小庆还是往媳妇怀里跑，不断地使媳妇放下手里的活儿。
婆婆就把小庆拉到自个儿怀里，用手轻轻地拍着他的脊背，柔声地说：“乖乖的！莫打搅娘！来跟奶奶玩儿！”
媳妇还给选成生产小组长，她自个儿纺线积极，领导小组更积极。
媳妇打合作社领上棉花，走回家来的时候，婆婆从锅里拿出一碗热腾腾的豆腐来，端到媳妇跟前。媳妇惊得张开子口说“娘！你哪里来的钱买豆腐！”
“你不要管吃！”
“你吃！娘！你真是……”媳妇不好意思了。
婆婆把碗推给媳妇，媳妇把碗推给婆婆。
1943年5月（有删改）
【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小说《家庭》创作于这一时期。
凤仙花
刘庆邦
用凤和仙给一种花儿命名，真是好听。凤为鸟中王，自古就有百鸟朝凤之说。花有花仙子之喻，花一带了仙字，似乎就有了仙气，让人高看不已。可惜的是，这个小地方的人都不知道凤仙花是什么，明明亮亮是凤仙花，却被他们说成是指甲草。为什么把凤仙花叫成指甲草呢？
这是因为，指甲草上面开出的花朵可以染指甲呀。
每年春夏之交，住在大杂院里的大奶奶都会种上一盆子指甲草。大奶奶种指甲草不是为自己种的，是为院子里那些孙女们种的。大奶奶说过，她一个大老婆子，还种草养花儿干什么！小闺女们都爱美嘛，都喜欢染红指甲嘛！
院子里年龄差不多大小的闺女有仨，大奶奶的孙女儿叫梅灵，那俩是二奶奶的孙女儿大玉和二叶。二奶奶死得早，俩孙女儿都愿意跟着大奶奶玩儿，几乎把她当成了亲奶奶。
清明节早上下着小雨，院子里有些雾气蒙蒙。大奶奶用铁铲子把花盆里的土刨松，开始往土里埋指甲草的种子。老人并没让三个孙女儿帮着种，她花白的头发上顶着银亮的水珠，弯着有些伸不直的腰，一个人不声不响地就劳动上了。清明天，下雨天，老人或许要试一试，她的孙女们长心了没有，她种指甲草的事会不会被孙女们发现。老人一试就试出来了，她刚把花盆里有些发潮的土刨开，就被大玉看见了，她就问大奶奶要种指甲草了吗？
梅灵和二叶很快也过来了。却原来，她们每天在院子里出来进去，时不时地都会往花盆那里看一眼，都在操着种指甲草的心。终于看到大奶奶要种了，她们都有些兴奋，围绕在大奶奶身边捋胳膊，绾袖子，跃跃欲试，像是要搭把手。大奶奶说：你们都不用动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二叶说大奶奶，你栽的不是树，种的是指甲草呀！
道理是一样的，前人种指甲草，后人染红指甲。
花盆儿里的土整得松松软软，细细腻腻，大奶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打开小纸包，露出了里面包藏着的指甲草的花籽儿。大奶奶只挑了三颗，以三角的形式种进花盆的土里。
大奶奶说：你们三个都在土上摁摁吧。要得好，大带小，大玉先摁。
是要摁手印儿吗？大玉问。
对，五指并拢，使劲摁出你的手印儿来。
大玉把右手伸出来了，手指并拢严丝合缝，不明白大奶奶为什么让她们在土上摁手印，难道有什么讲究吗？
大奶奶说：做人心要软，种花土要实，你们把土摁得越实在，土和指甲草的种子贴得越紧，种子胖得就越快，发芽就越快。
明白了。大玉把手放在松软的土上摁出一个深深的手印。梅灵和二叶学着大玉的样子，也先后摁下了属于自己的手印。
在花盆里种上了指甲草的花籽儿，等于给院子里的三个女孩子的心里种下了盼头。指甲草在花盆里生长，仿佛同时也在她们心里生长。当火红的石榴花开满一树时，花盆里的指甲草花也开成了满盆红。
大玉向大奶奶报告：大奶奶，指甲草的花儿都开红了，该染指甲了。
大奶奶生病了：我今年不能帮你们染指甲了，你不是已经学会怎样染指甲了嘛，你就带着你的两个妹妹互相染吧。等你们把指甲染红了，别忘了过来让我看看。
大奶奶把带着两个妹妹染指甲的任务交给大玉，让大玉一下子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有些重。这天午后，大玉把梅灵、二叶叫到一起，准备摘花儿，染指甲。在摘花儿之前，大玉从灶屋里端出来多半瓦盆子清水，说要摘花儿了，花儿都爱干净，咱们先洗洗手吧。大玉不懂得什么仪式不仪式，她这样做，等于为摘花儿和染指甲举行了一个仪式。阳光照进水盆里，盆子里的水清澈见底，连盆底的纹路都看得清清楚楚。
三双小手都放进了清水里。大玉说：主要是要把指甲盖儿洗干净，洗得指甲盖儿上面光光的。为了给两个妹妹做出样子，她不仅把每个指甲盖儿都擦洗了一遍，还把指甲缝下面藏的灰垢都抠了出来，洗得指甲长出的部分像羊脂玉一样白。
把手和指甲都洗干净了，她们开始到花盆那里去摘花。大玉从灶屋里拿出一只白瓷盘，让梅灵和二叶把摘下的花瓣儿放进白瓷盘里。梅灵和二叶伸手摘花时，欲摘又止，像是怕把花儿摘疼似的。大玉说没事的，指甲草的花儿生来就是让人摘的，就是染指甲用的，摘了它们，它们才会高兴。在姐姐的示范下，两个妹妹才小心翼翼，像捏蝴蝶那样摘起花来。不一会儿，她们就摘了一盘子红艳艳的花瓣儿。盘子是盛菜用的，今日却被她们姐妹盛了花儿，恐怕什么菜都不如花儿好看。
接着，她们就该染指甲了。把花瓣儿放进小蒜臼里，兑上一点儿明矾轻轻砸，把花泥敷在每个指甲盖儿上，用生麻叶裹上，再用生麻皮子缠上，睡一夜解开来看，每一个指甲都会变成红色。
第二天一大早，三姐妹就不约而同地在花盆旁边聚齐。她们像是把指甲草的花圈儿搬到了指甲上，每个指甲都是一个花瓣儿。搬到手指上的花瓣儿就灵动起来，三十个花瓣儿上下翻飞，真让人有些看不够、喜不尽呢！小姑娘们的脸上都红红的，每张笑脸都像花儿一样。是的，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她们从小就喜欢打扮自己。可是，因为家家都穷，她们买不起花衣服，用不起雪花膏，更搽不起胭脂。但穷有穷的办法，没钱也能玩花样。她们的办法就是种指甲草，她们玩的花样就是用指甲草的花染红指甲。一朝染上了红指甲就天天都看得见，割草时看得见，放羊时看得见，纳鞋底子时也看得见。从夏天红到秋天，从秋天红到初冬，能红好几个月呢。
三姐妹比过了红指甲，她们都没忘记说过“前人种指甲草”的大奶奶，大玉说：咱们去让大奶奶看看咱们的红指甲吧。
大奶奶在病床上，把每个孙女儿的红指甲都看了一遍，说好手配好花，好花配好指甲，真不赖。
（有删改）
文本一：
潼关之夜
杨朔
经过整天劳顿的旅程，这是我第一次吃饭。一碗汤面，夹杂着泥沙的汤里加进多量的酱油，我的因饥饿而烧热的肠胃舒畅地膨胀起来。“来一碗鸡蛋炒饭。”第二个客人跨进来，走向小饭馆里独一无二的食桌前，坐在我的对面。短时间，我们的目光交织成一条直线。他的年轻而健康的脸膛曾给我留下一点新鲜的记忆。
就是今天下午，他身上穿的也是这件军用的黄色棉大衣，头上也是这顶灰色军帽。他坐在黄河渡船的舷板上，前后左右挤满人群。旅客们十分嘈杂，但这不能够淹没一个婴儿的哭声，婴儿的母亲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
他——年轻的军人——站起来，把座位让出来，又摸出一块干硬的馒头，用类似女人的柔声说：“孩子饿了。嚼点馒头给他吃吧。”
现在，他的声音仍带着女性的气味，这和他矫健的举动似乎不大调配。
我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但彼此全把脸埋在食器上，保持着静默。
刚吃完面，隔壁客店送我来吃饭的茶房招呼我说：
“警察来查店了。请您回去看看。”
巡警盘问得很详细。不到一刻钟，我听见警察也从对面房间出来，皮鞋的声响渐渐地消失下去。谁在敲我的门？
“请进。”
板门轻快地推开，他站在我眼前。一种熟悉的柔软的话语滚动在我耳边：
“请别见怪，同志也是从八路军前方来的么？我住在对面房间，警察的话，我全听见了。”
原来我们是同时离开前线，同时坐上火车，同时渡过黄河，现在更住到同一个客店。我们热烈地握着手，五分钟以后，便成了很熟的朋友。
“杨同志……”。
“黄同志……”
我提议去散散步，他高声叫道：
“茶房，锁门。”
这家旅店坐落在潼关城外，接近陇海路车站。马路两旁的店铺已经早早关上门，潼关的城墙和城楼衬映在星空之下，画出深黑色的轮廓，比较白天似乎更加突兀、雄伟。
我们横穿过一条小巷，停留在黄河岸上。这其间，黄同志不停地哼着各种救亡歌曲。他手里拿着一只电筒，四下照射着，忽然，我听见他兴奋地喊道：
“喂，你看，这里全是战壕。”
他敏捷地跳下去，我跟随在他后面。他把身子俯在战壕边上，电筒一扳，做了一个射击的姿势，继而懊恼地咕哝着：
“你不知道，杨同志，我们两个从广东跑到山西，本来都想加入游击队，谁知只准他加入，偏叫我到延安去学习。”
“他是谁？”我一点不明白他的话。
“我的丈夫呀！”
“怎么，你是位女同志？”意外的惊讶使我不自觉地把语音特别提高。
黄同志用电筒向我脸上一扫，也许我的表情太惊奇，遏制不住的笑声从她的嘴里迸发出来，仿佛黄河的浪花，四处飞溅着。末了，她喘息着说：
“算了吧，男女有什么关系，值得这样大惊小怪。”
“你们结婚多久了？”
“两年，还有一个男孩。”她突然静默下来。她的革命意志虽然坚强，但她的心始终有血有肉。她一时沉入寂静的回忆中，更用简单的语音把我领进她那回忆的门限。
她的小孩刚一周岁，又白又胖。她的热情高扬在民族革命的怒潮里，时时吸引她走向战场，然而小孩总牵掣她。地的丈夫几次激励地说：
“勇敢点吧，你该做大众的母亲，不要做一个小孩的母亲。”
她当然是勇敢的。因此，一天早晨，她同丈夫离开家庭。抛在身后的是他们的小孩和一封留给父母的信……。
“动摇了吗？”时常，他们彼此故意讥笑着。
然而，当他们看见前方的战士们为了国家和民族怎样在吃苦，他们感到羞惭，渺小。
“我一定打游击去，决不后退！”丈夫坚决地说。
“我一定追随你。”妻子也不曾动摇。
“去吧，革命不一定在前线。”丈夫极力安慰地。
“我真焦急，只想立刻飞到延安。”她张开两臂，做一个飞翔的姿态。
谈话愉快地进行着，没有人留心到渐渐逼近的轻细的脚步声。突然，我的眼睛受到强烈电光的照射，同时听见有人在壕沟上骂道：
“什么人？滚上来！”
这意外的袭击使我们暂时失去镇静，但不久就恢复了神智。我们爬出战壕，黄同志亮一亮电筒，发觉对方是一位武装的士兵，右手拿着手枪，左手是一只正在放光的电筒。
“你们是什么人？”兵士喝道。但当他知道我们是来散步，而且验过我们的护照，就十分客气地说：“对不起。我刚在城门口放哨，看见这边一亮一亮的，当是有汉奸了。”
他走开几步，停住脚，又叮咛我们说：
“近来这里很严，同志们顶好早早回栈房去。”
这是一个多么富有传奇意味的夜晚——在潼关。
一九三八年
（有删改）
文本二：
在当代散文发展的历程中，杨朔对散文的开拓和贡献是得到公认的。杨朔曾说：“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炼的古典诗章。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思想、情感，耐人寻味，而结构的严密、选词用字的精炼，也不容忽视。我就想：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吗？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寻求诗的意境。”他所讲究的“诗意”，包括谋篇布局的精巧、锤炼字句的用心，以及“诗的意境”的营造，其实是“从一些东鳞西爪的侧影，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特征”的那种思维和感情方式。在此基础上，杨朔散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化散文模式”。
（摘编自唐歆瑜《当代文学主潮中的散文颂歌典范》）
山地回忆
孙犁
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我们是老交情，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我陪他去参观展览，他对于中纺的织纺，对于那些改良的新农具特别感到兴趣。临走的时候，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不知道该叫什么蓝，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使我记起很多人。这种颜色，我就叫它“阜平蓝”或是“山地蓝”吧。
他这身衣服的颜色，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也觉得土气。但是在阜平，这样一身衣服，织染既是不容易，穿上也就觉得鲜亮好看了。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就是因为袜子，我和这家人认识了，并且成了老交情。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河里结了冰，我登在冰冻的石头上，把冰砸破，浸湿毛巾，等我擦完脸，毛巾也就冻挺了。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又登在那块石头上去，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反倒妨碍了人。心里一时挂火，就也大声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你怎么骂人？”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象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象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
“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
“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
“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这么一条大河，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 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不行，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会悲观的。”我这样对她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
“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现在地里没活了，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部队重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女孩子说：
“沾他什么，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又说：
“你们跑了快半月，赚了多少钱？”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
“够了。”
“够干什么了？”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这一趟，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布机子回来吧！”
无论姥姥、母亲、父亲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卖了，就去买了一架机子。大伯不怕多花钱，一定要买一架好的，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的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这象要了几亩地，买回一头牛；这象制好了结婚前的陪送。
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开国典礼那天，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另外，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
“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 “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叫妞儿给做一个，开会过年的时候，挂起来！”
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象小时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
1949年12月
(选自《白洋淀纪事》，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