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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农业 |
工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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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业（%） |
重工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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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
26.6 |
32.1 |
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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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 |
27.2 |
34.3 |
3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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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 |
28.8 |
36.7 |
34.5 |
材料：瓷器是古代中国主要的外销商品。在西方人加入中国瓷器贸易之前，中国瓷器主要通过官方贸易途径传播。16世纪初期，西方国家对瓷器的需求刺激了中国民间商贸的发展。17世纪时，各国皇室、贵族往往设有专门房间陈列，如德国安斯巴哈宫的“明镜沙龙”和“士绅瓷室”。到18世纪，由于瓷器源源不绝地进入欧洲，特别是饮茶习惯成为时尚，瓷器已成为欧洲家庭不可缺少的日用品，如瓷杯、瓷碗等，由此而兴起一股模仿、吸收中国文化的“中国风”。于是大量陶瓷工厂建立，建立相关的实验室、研究协会相继建立，《设计与制造艺术》等刊物相继出版，倡导艺术家参与工艺制品的设计与制作，大型国际博览会推动了瓷器信息技术交流。由此导致欧洲制瓷工艺逐步超过中国瓷器。
由于现实存在的文化差异，如：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实力、历史经验，乃至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念，到18世纪晚期，在很多欧洲人眼中，它不再是那个繁花似锦的美好国度，变成了腐朽落后、野蛮专制、摇摇欲坠的国度，欧洲各国对中国风格与东方艺术的热情也随之消退。19世纪中叶，华瓷被激烈的资本主义竞争排挤出国际市场。正如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里提到：“盖瓷虽小道，而于国运事变亦隐隐相关焉。”——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余张红《中西陶瓷贸易》等整编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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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
关羽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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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到隋唐 |
《三国志》中的关羽：东汉末年名将，勇武、重义，傲慢自大、刚愎自用。隋唐时期，并未得到统治者及文人士大夫的重视和颂扬，名气也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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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 |
统治者对关羽赐庙额、封王；关羽的祠庙在全国各地兴起；南宋文人对关羽忠义、英勇的形象特质进行了多方渲染；关羽故事在话本、戏曲杂剧中大量出现，刚勇、忠义、儒雅是关羽形象的主要特征；元明之际，罗贯中将关羽形象定格在《三国演义》小说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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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 |
统治者先后加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在民间逐渐成为一个禳灾祈福之神，受到百姓的顶礼膜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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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 |
1917年钱玄同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道：“明清两代，社会上所景仰之古人，就是孔丘关羽二位。不但愚夫愚妇信仰‘关老爷’，即文人学士亦崇拜‘关夫子’。此等谬见，今后及应扫荡无疑。” |
——摘编自郭素媛《三国演义诠释史论》、刘海燕《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演变史论》
从以上材料中任选两个相邻的时段，指出关羽形象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论述。 （说明：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
材料：宋初，全国设置榷货务管理机构6个，山场13个。种茶的百姓为园户，官府向园户提供种植本钱，园户则将所焙制之茶除输租外全数交由政府收购。政府榷货机构根据收购茶叶的数量向商贾出售茶券（亦称茶引），商贾凭茶券到茶场提货（称为交引）。由于政府向园户以较低的价格收购，又以较高的价格批发给商贾，政府获取了丰厚的利润。至嘉枯（公元1056-1063年）中，由于主管官吏的官商作风，对园户的茶叶压级压价收购，影响了园户种茶的积极性，产量和质量逐年下降。导致产销脱节。加之管理不善，成本上升，使整个官卖制度经济效益下降。为了克服和改变这一情况，遂将全国茶的专卖改行通商法：茶商园户交易，则按质论价。这样既提高了园户生产的积极性，又减少了官府收购及调拨的环节，使茶叶交易趋于优质优价的经济原则，也减少了交易程序。《宋史》记载，行禁榷（即官卖法）时平均每年从茶利得到的财政收入109.41万贯，改行通商法后平均每年得117.75万贯，可见改通商法财政收入有了增加。
——屠振林：《我国古代茶叶专卖政策和茶税征收办法》
材料 ：1952年2月4日，在对国人指出舒曼计划的重要性时，（联邦德国总统）康拉德•阿登纳对他的内阁解释说：“必须赋予人们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它只能是一种欧洲式的思想。”根据联邦德国本身的特性，只有通过加入国际组织，才能使之独立地恢复它的主权；而欧洲这一概念本身就可取代德国公众生活的空洞乏味，可以消除德国民族主义的本质，而这也是舒曼计划所明确期望的。
早在1956年，阿登纳曾警告说，联邦共和国不可能永远成为“核武器问题上的附属国”。到了60年代初，很明显，西方盟国和莫斯科之间已经就此敏感问题达成了协议，它们双方将永远禁止德国拥有核武器，阿登纳怒火中烧。从短期内看来，波恩共和国似乎不再效忠于华盛顿，而有可能转向巴黎的戴高乐政府，因为他们两国都对强硬而专横的英美怀恨在心，都怀疑美国想摆脱对欧洲各国的责任。
——【美】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繁荣与革命1953——1971》
材料：晏阳初（ 1890—1990），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中国乡村建设家。1923年，晏阳初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北京成立。他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出发，将乡村改造和平民教育有机结合、整体推进。晏阳初通过调查和实践，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治理方略。他希望以教育为工具，推动乡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此外，晏阳初始终相信中华民族的智慧潜力，他认为，这个民族的许多人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官僚阶层的压迫，才变得自私自利、愚味无知、贪图安选、不求上进。“如果中国要再生，就得抓住真理、生命、信仰三种东西努力，不然，整个民族就完了，没有希望了”。在后学者眼中，他的平民教育、公民教育、组织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自成一体，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教育思想之一。
——摘编自吴相湘《晏阳初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