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9世纪70年代以来，以电力、化学产业为主导的技术革命使德国经济结构实现了由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转变。德意志帝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了就业人口结构的调整， 1871—1913年间工业领域的就业人数从501.7万人飙升至1172万人，增长率高达134%。在德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新兴工业城市尤其是重工业城市发展最为迅速，以至于出现了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极速城市化”，1871—1910年间德国城市人口净增2413万人，而总人口增加了2386.7万人。1891—1910年间，大约有91个城市推行了行政区合并政策，这些城市的人口增加了173万。新增人口基本上都生活在城市，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给城市住房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巨大压力。供水、排污以及生活垃圾处理的基建步伐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人口所带来的挑战。
——摘编自徐继承《德意志帝国时期的高速城市化与公共卫生危机》
材料二：表1为1820年一1949年若干重要年份城市人口总数及城市化率
年份 |
全国总人口(万人) |
诚市人口数（万人) |
诚市化率(%) |
1820 |
37377 |
2420 |
6.5 |
1840 |
41281 |
2769 |
6.7 |
1843 |
41724 |
2825 |
6.6 |
1893 |
33671 |
2769 |
8.2 |
1901 |
42645 |
4173 |
9.8 |
1920 |
44715 |
4742 |
10.6 |
1931 |
46884 |
5106 |
10.9 |
1936 |
46962 |
5281 |
11.2 |
1949 |
54167 |
5765 |
10.6 |
——摘编自李蓓蓓、徐峰《中国近代城市化率及分期研究）
材料：中国的屋舍之税起源很早，且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先秦的“廛布”首向官府管辖市场中的商业用房征税。汉代的“市肆之税”指向官府和私人用房，既有商业性用房也有居住用房，具有城市土地利用、屋舍和经营税共征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店舍之征开始对房屋划分等级，屋舍之税的征收办法开始具体化。唐代“间架税”具有单一屋税的性质，征税办法的操作性强。五代十国时期“屋税”之名正式出现，且成为国家常赋。宋代确立城郭之赋以及宅税和地税的分野。由此，屋税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税目，改变了此前屋舍、土地利用和经营税混而征之的情况。这一嬗变，是我国古代城市不断发展、人口增多、城市建筑用途多样、城市空间结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结果。
——据吴晓亮等《先秦至唐宋屋舍之税嬗变研究》
材料：1933年10月，德国借口退出裁军会议， 10月19日，又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摆脱了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对他的束缚。1935年，萨尔区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举行公民投票，结果德国大获全胜，于是希特勒的扩军步伐大大向前了一步。法国对德国的军事行动深感不安，于是1935年4月11日联合英国意大利召开了斯特某萨会议。一致对德国的违约行为表示遗憾，并声明要采取联合行动，反对危及欧洲和平的单方面违反和约的行为。这样结成了抗衡德国的斯特某莎阵线。但是，英国、意大利两国都表示不考虑制裁，因而大大缩小了阵线的威慑力。1935年6月，英、德两国以换文的形式缔结了《英德海军协定》，英国瞒住斯特莱莎阵线的伙伴，同阵线的针对国作交易，使得两个月前刚形成的抗德阵线事实上化为乌有。
——摘编自王斯德《世界通史》
材料：晏阳初（ 1890—1990），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中国乡村建设家。1923年，晏阳初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北京成立。他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出发，将乡村改造和平民教育有机结合、整体推进。晏阳初通过调查和实践，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治理方略。他希望以教育为工具，推动乡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此外，晏阳初始终相信中华民族的智慧潜力，他认为，这个民族的许多人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官僚阶层的压迫，才变得自私自利、愚味无知、贪图安选、不求上进。“如果中国要再生，就得抓住真理、生命、信仰三种东西努力，不然，整个民族就完了，没有希望了”。在后学者眼中，他的平民教育、公民教育、组织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自成一体，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教育思想之一。
——摘编自吴相湘《晏阳初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