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公元634年到公元750年，阿拉伯人建立起一个西起比利牛斯山脉，东至帕米尔高原的帝国，伴随着帝国建立，伊斯兰教也传往世界各地。经济繁荣又使阿拉伯商人的足迹踏遍了亚、非、欧三洲，在地中海、印度洋甚至远至中国东南沿海的辽阔区域，阿拉伯商人都一度是最活跃的群体。9世纪初，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采用文化宽容政策，鼓励并组织对希腊古典哲学的大规模翻译活动。“智慧之城”巴格达拥有一大批专门的翻译人才。据说，翻译的稿酬以与译著重量相等的黄金来支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托勒密、希波克拉底等大批希腊、印度和波斯的经典得以保存。这使人类古典文明的辉煌成果在中世纪得以继承。公元771年，一位印度学者将一篇数学论文带到巴格达，其中包括从0到9等十个数字，阿拉伯人发现印度数字的优点，在帝国境内推广应用。随后，阿拉伯人又通过西班牙将印度数字传入欧洲，并传播到世界各国。公元712年，阿拉伯人在占领撒马尔罕时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造纸技术。公元794年，阿拉伯人在巴格达建立了第一座造纸作坊，当他们占领了西西里岛和西班牙以后，造纸技术也传进了欧洲。
——摘编自张帅《阿拉伯文明的起落》
材料二 我国的科技翻译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止于18世纪中叶，延续了近一二百年的历史，明末清初，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我国东南沿海，许多西方耶稣教会人士以科学传教为名进入中国进行宗教传播活动，当时中国的学者与他们合作翻译西方科学著作，著名的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庭筠，他们三位被耶稣教会人士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还有意大利人利玛窦、熊三拔，日耳曼人汤若望。利玛窦开创了“中西合译”的翻译形式，也成了翻译传统。虽然徐光启他们未能留下详细的翻译方法理论，但他们的看法却很有创造性，如徐光启指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李之藻提出“借我华言，翻出西义”；杨庭筠指出抓紧培养翻译工作者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译者的唯物思想和上进精神，同时也体现了译语中心的翻译传统。利玛窦等人之所以能在中国这个文化中心主义的国家生存并备受敬重，都是源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熟悉，他们采用“科学传教”和“儒教合一”的手段传播天主教，他们对《圣经》进行了归化处理，甚至用儒家的词汇如“天”“仁”“仁慈”来翻译《圣经》中的“Deus” “mercy” “benevolence”。
——摘编自韩敏《从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看中国翻译传统》
材料：明代的士人是熟读诗书等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他们暂时还未进入仕途，却是进入仕途的主要阶层，是有功名的候补官员。
在明代，士人包括以下几种知识分子：进士、举人、监生、诸生等。经殿试后，及第者皆赐出身，称进士。举人是乡试录取的优胜者。监生，即国子监学生，包括举监、贡监、荫监和例监，此外还有外国留学生，即“夷生”。四种监生中，洪武初年官僚子弟比例较大，洪武以后百姓子弟日益增加，占了绝大多数。诸生，即地方府学，州学、县学的学生，他们一部分来自民间私塾，一部分来自社学。
明中叶以后，程朱理学受到强烈挑战，阳明心学兴起，王阳明、湛若水等人四处讲学，在各地创办书院，弟子遍天下。他们不仅仅关注学问，而是学问，政治并重，今天广为流传的格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东林书院讲学的宗旨。从城市到乡村，尤其是在乡村，他们是有功名的头面人物，即社区和宗族组织的首领。
——改编自毛佩琦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