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下半叶是近代美国向现代美国转变的时期,被称为“镀金时代”,其主要特征是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伴随着美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城市化也进入一个鼎盛时期。1790年美国联邦政府首次进行人口普查,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1%。1860年至1900年,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19.8%上升到39.6%。至19世纪末,美国初步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进而美国的经济中心、人口流向和城乡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相应的变化。城市的迅速发展,便利了工业资本的集中与垄断组织的形成,也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吸引大批移民和农村人口,但工业的发展超过农业,使得城乡矛盾更加尖锐,大企业缺乏约束和监管,工业生产增加了城市污染。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交通、住房、卫生等一系列问题,鲜明地反映在贫民窟问题上,人口过于密集,房屋建设简陋,基础设施不完备,恶劣的环境导致疾病流行,威胁着贫民窟居民的健康与生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大企业的正常生产。
——摘编自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

材料一 1368年,明朝攻陷元大都。由于元顺帝不战而逃,城市未受到破坏。但是由于城池过大,不利于防守,于是明朝决定将北城墙向南移2.8公里,同时用城砖将城墙外侧包砌起来,以提高其防守能力。1416年起,永乐帝开始摹仿南京故宫营建北京宫殿。1420年,建成紫禁城宫殿、太庙、太社稷、万岁山、太液池、十王府、皇太孙府、五府六部衙门、钟鼓楼,同时将南城墙南移0.8公里,以修建皇城。1436年至1445年,明英宗又对北京城进行增建,整修之后的京城周长45里,形成了极其坚固的城防体系。
————摘编自王南《古都北京》
材料二 佛罗伦萨最早兴建于罗马凯撒在位时期,公元4世纪佛罗伦萨开始设置罗马天主教堂。佛罗伦萨城原先建在山顶上,商人为了运输货物便利,就在山脚下和阿诺河边开发了一片区域作为市场,据马基雅维利推测,佛罗伦萨城市的第一批商业建筑——货栈,就出现在这些市场。此后,佛罗伦萨的城建面积围绕其发达的毛织业和毛织品的不断发展而扩展。从13世纪起,佛罗伦萨大权落入美第奇家族手中,此间新建或改建了一系列教堂。14世纪佛罗伦萨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工商业与金融中心。
————摘编自朱明《欧洲中世纪城市的结构与空间》
材料一 在古代希腊,饮食也是一场社会活动。如斯巴达男性公民必须每日在公共食堂集体用餐,餐食简单,且所有成员平等共享;雅典为公职人员提供公共食堂,重大节日举办全民参与的集体宴饮。从《荷马史诗》中对盛宴的描述,到陶瓶画上生动的饮酒、收获橄榄的场景,再到柏拉图《会饮篇》中在座谈会上探讨爱的本质,饮食都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古希腊“面包与酒”的经典组合通过基督教文化传承下来,在圣餐仪式中成为核心象征,影响了整个欧洲。
——摘编自何俊《古希腊饮食文化礼俗研究综述》等
材料二 近代,欧洲饮食领域经历了深刻变革。16世纪以来,马铃薯、玉米、番茄等传入欧洲,逐渐成为主食或重要食材;胡椒、肉桂的普及,也改变了欧洲人的口味;过去只有贵族享用的咖啡、茶、糖等逐渐平民化。中世纪盛行的“共餐制”逐渐被分餐制取代,刀叉等个人餐具的使用也在17—18世纪得到推广;18世纪后,欧洲社会形成“一日三餐”的习惯,晚餐之所成为家庭社交的重要场合。19世纪,罐头食品和冷藏技术的出现,延长了食品保质期,扩大了食材流通范围;同时,标准化食品生产出现,如荷兰的范霍顿公司实现了巧克力的工业化生产。李比希等科学家提出营养学理论,推动了人们对饮食健康的关注。
——摘编自朱基富《新航路开辟:欧洲饮食文化的新篇章》等
材料 纵观中国近代,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传统的儒家社会政治价值观与信仰从被怀疑到被批判,构成了两个相连跌落的低谷。同时,这又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奔涌的两大浪峰,几乎所有最重要的社会思潮都在这三四十年间发生了,从改良主义到激进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正是原先定于一尊的权威之跌落,构成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客观环境。没有这种客观条件,就没有足以容纳异端的空间,自然难以产生百家并存的思想局面,就不能从根本上自强、保国、革命。
——摘编自高瑞泉《近代思潮与社会变迁简论》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知识,拟定一个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灵渠“以湘漓一线之水,为三军、百姓之所系命,固楚粤间咽喉也”。明朝曾六次大规模修浚灵渠,多因梁道坍塌、航运受阻。明廷在灵渠流域设置桂林中卫、桂林右卫等卫所,并于湖江、漓江入渠要冲设立唐家铺、六峒两处巡检司。另设“陡军”沿渠屯田,兼具水利维护之责。“陡军”属军户,世袭承替,由国家授田屯种,产出部分纳税,余留作军饷。
——摘编自左菲悦《明代灵渠修浚与边疆经略研究》
材料二 下图是乾隆十五年至乾隆三十四年(1750-1769年)西江流域的米粮地区差价。

注:图中地名旁边的数字代表当时每石白米的价格
——摘编自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