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有无悲剧的问题，最先并没有在中华本土引起辩难，而是在域外文化界发生了争议。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赵氏孤儿》的法文简译本在杜赫德编的《中国通志》上刊出时，编者竟鄙薄说“在中国，戏剧跟小说没有多少差别，悲剧跟喜剧也没多少差别”，“中国戏剧不遵守三一律”，“也不遵守当时欧洲戏剧的其他惯例，因此不可能跟当时的欧洲戏剧相比”。然而此后不久，英国的李却德·赫尔德却辩驳道“《赵氏孤儿》就它的布局或者结构来谈，跟希腊悲剧是很相近的”，双方的观念，针锋相对，可以看作是当时西方文化界在中国古代有无悲剧问题上的舆论的代表。
中国的问题，终不会永远只由外国人去谈论、裁决。1904年，蒋观云发表了《中国之演剧界》，率先引进“悲剧”概念并极力推崇悲剧是“有益人心”的伟业，但在总体上却认为：“我国之剧界中，其最大缺憾，诚如訾者所谓无悲剧。”1912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问世，明确断言元代“有悲剧”，并具体指出“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蒋、王的文章揭开了由中国人自己判定中国古代有无悲剧的学术论战历史的第一页。
这场论战，自1904年迄今，一直没有停止，而论战的关键在于确立怎样的判定中国古代悲剧的科学标准。1980年5月，国内部分文艺理论专家第一次就判定中国古代悲剧的科学标准进行理论上的深入讨论，提出了“人物典型说”“悲主喜宾说”“审美情感说”等五种观点。尽管“五说”莫衷一是，却大都注意了从中国古代戏曲的实际出发，试图用最精练的语言，表述中国悲剧的基本民族特征。只是这“五说”有意无意地绕过了早已构成体系的西方悲剧理论的门墙。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历来被认作是西方悲剧理论的经典。《诗学》中关于悲剧的两大原则性界定——其一，只有身世显赫的大人物才能充当悲剧的主角；其二，悲剧的结尾只能是“由顺境转入逆境”——常常使我们望而生畏，自愧弗如。这显然是一种未能完全知己知彼而轻易妄自菲薄的心态。
不错，作为西方悲剧范型的古希腊悲剧都是以名声显赫的著名人物充当悲剧主角。但在西方悲剧史上，这一法则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艺复兴和嗣后的启蒙运动时期，这一传统观念便有所突破。特别是到启蒙运动时期，创作上出现了第一部市民悲剧——莱辛的《萨拉·萨姆逊小姐》，于是宣告了仅由身世显赫的大人物独霸悲剧剧坛的历史的结束。因而在西方悲剧的“变革”中，大人物和小人物一齐登上了悲剧舞台。如果我们再将审视的目光投向中国古代剧坛，便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戏曲中，既有以大人物为主角的悲剧，如《汉宫秋》《梧桐雨》等，也有以小人物为主角的悲剧，如《窦娥冤》《雷峰塔》等。仅就这种意义而言，中国古代悲剧可谓毫不逊色。
中国无悲剧论者，往往认为“先离后合，始穷终达，这是中国剧的常套”，其“结局必终于团圆”，并以此来否定中国古代悲剧的存在。其实，拿《诗学》中关于悲剧结尾只能是“由顺境转入逆境”的模式来规范，中国古代戏曲中一般被认可为悲剧的作品，也有并不是“终于团圆”的。例如《梧桐雨》第四折，就只写到唐明皇幸蜀还京，独自退居西宫后对杨贵妃的苦苦思量，让全出戏在雨打梧桐、泪染龙袍的悲凉、凄清境况中落下了帷幕。《汉宫秋》第四折，也只是在汉元帝独返咸阳，孤处昭阳，闻雁叫而增悲的舞台气氛中结束了全剧。这些作品，一概不是先离后合，始穷终达，也都没有以团圆终其结局，倒是符合了“由顺境转入逆境”的“常规”。
即使就我们认可为悲剧而遭一些人反对的结尾“终于团圆”的某些作品看，也明显存在着结局表面团圆而内里悲痛的现象。最有代表性的例证莫过于《窦娥冤》。《窦娥冤》第四折写到生父与死女相认，冤狱终于平反，大仇得以申报，善和恶都在冥冥之中有所报应，构成了一种带喜剧性的结局。但是，舞台上以“魂旦”行当主唱的窦娥的鬼魂，实质上是以“冤魂”身份出现的一个特殊的悲剧形象，是生时的悲剧主角窦娥在特定的艺术环境中的复活。她是冤死的鬼，却又是“急煎煎把仇人等待”的不甘屈服的“人”。她鸣冤，诉苦，告状，复仇，将生时遭受的种种苦难乃至屈死后的“一灵儿怨哀哀”都血泪俱迸地倾吐了出来。关汉卿在结局中让窦娥继续“活”下来，自己来凭吊，自己来见证，自己来洒泪，让已经感受过窦娥苦难的台下观众，同台上虽死犹生的窦娥一起，再感受一次全剧的悲哀，并使这般悲哀感受升华到感天动地泣鬼神的境界。这种带“喜剧性”的悲剧结局，放到悲剧美学的天平上衡量，实质上是一种富有“悲剧性”的悲剧结局。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之有悲剧，难道还有什么疑义吗？
（选自杨建文《中国古典悲剧史》，有删改）
还魂草①
巴金
敏，五年了，我没给你写过一个字。
然而今天在林那拿到你托他转给我的短笺。你的亲切的微笑浮现在我眼前，还是那么生动，就像你昨天才离开我似的。
傍晚，我离开林，匆匆赶回小镇。回到家里，半睡半醒地躺了好一会儿，直到一个小女孩清脆的声音从楼梯上送进来。
“黎伯伯，你的信来了！”孩子快乐地叫着。
她略带黑色的宽脸上闪耀着一对漆黑发亮的大眼珠，嘴带笑地张开，雪白的牙齿露在外面。她把信递给我后，小小的手伸起来指着她的浓黑头发，得意中略含一点羞惭，说：“你看，好不好？”
①一只红缎子扎的大蝴蝶伏在她的乌亮头发上，映着灯光发出炫目的光彩。
“好看得很，”我称赞道，“哪个给你戴上的？”
“妈妈，”她笑了，“黎伯伯，你给我——”她抿着嘴笑，不再说下去。
“你说，黎伯伯给你做什么？”
“你给我讲个像还魂草那样好听的故事啊！”
“你还想听得哭起来吗？”我笑说。敏，你该记得还魂草的故事，这是我们敬爱的一个年长朋友根据传说改编的。我第一次听到它时，还同你住在一起。我们被感动得许久说不出话，默默地互相注视。这个情景我至今还不能忘记。
敏，你的短笺我反复诵读。在你忙碌的生活中，还时时在打听我的消息。②可是我却像石人一样地沉默了。我为这件事情感到惭愧。
我预备写一封信，告诉你我最近的生活情形，应该从什么地方写起呢？
我的书桌就放在窗前，窗上玻璃被炸弹全震破了，现在补上了几块，也留着几个空洞。只要起一阵风，大股的尘土就会灌进房里来。③你看，我们就是在灰尘中生活着的。
昨天早晨，我又被利莎喜悦的声音唤醒了，秦家风也来了。两个女孩年轻的笑脸灿烂地发亮，把我从充满阴郁气氛的世界中救出来了。她们表情有点相似，只是利莎多一点稚气，秦家风略带点沉静的大人气。此外，纯洁、善良、友爱等等，两张脸上都有，而且同样充满朝气，好像早晨刚刚开放的花朵。
利莎望着我，央求说：“黎伯伯，给我们讲个故事罢。”她又看看秦家风说：“秦姐姐，你不是来听黎伯伯讲故事吗？”
我在利莎的头上轻轻敲了一下：“就你一个人花样多。”
“黎伯伯，不是她一个人，我也是来听你讲敌事的。”秦家风忙解释道。她亲密地看看利莎。
这时我忽然想起了还魂草的故事。故事里不是也有两个这样年纪的孩子么？他们不也是这样亲密地过着日子么？
起初她们听我讲两个孩子的友情，还以为我在拿她们开玩笑，后来跟着我的叙述她们看见两个孩子长成了，两颗热烈的心连结在一起，用同样的脚步，四处去找寻那个普照万物、永不熄灭的明灯……她们的笑容没有了，利莎的手被捏在秦家风的手里。
我继续讲下去：在一个寒冷的夜里，在黑暗的荒山中，两人中的一个跌在岩石上受了重伤。另一个人用尽方法仍然不能挽救朋友的性命。那时据说有这样一种还魂草，要用活人的热血培养，才会长成粗大的叶子，可以用来救人。这个人找到了，他每天早晚用自己的血来浇这棵草，救活了他的朋友。
敏，还魂草的故事已经加进了我的感情，我随讲随编，给故事换了一个乐观的结局。我看见两张年轻的脸上都笼罩着明澈无比的微笑，一股热气进了我的心中，我全身都感到了温暖，我感激地微笑了。
敏，这封信对你是一个意外，对我更是。我静静地坐在书桌前，血像一层雾在我的想象中升上来。我无处逃避。
炸弹在小镇上空刷刷落下时，我和利莎一家人正在川康银行的防空洞里。飞机盘旋声，炸弹下落声，然后便是震撼山岳似的霹雳巨响。举目四顾，眼前只有黑暗。我听见利莎担心地自言自语：
“秦姐姐不晓得躲在哪儿？”
“她们一定在城里躲防空洞的。”我安慰她。利莎默默地捏住我的手，她的手在微微颤动。
听见解除警报，她脸上还挂着愁云，低声说：“黎伯伯，我们先到秦家去。”
我拉着她的手走出银行，转眼便是横街，前面显得异常拥挤。街的右边高坡上，一排平屋变成了大堆瓦砾，人们就站在坡上挖掘。利莎丢了我的手疯狂地往前跑去。我跟着她跑。那里原先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现在树上只剩下几根光秃的空枝，树下连接地摊开两张草席，一只小小的带泥的腿静静地伸在外面。
席子旁边，秦家风的父亲埋着头在那里痛哭。一切的疑惑都是多余的了。死吞食了那个垂着双瓣的瓜子脸的小姑娘和那个瘦弱的中年妇人。利莎呜呜地哭起来。
天色突然暗起来，太阳落到天外去了。
我们走上野草丛生的土坡，利莎的哭声停止了。她弯下身子，拔起一棵叶子粗大颜色碧绿的草，捏在手里，出神凝视。
“黎伯伯，这是什么草？”
“这是野草，我叫不出名字。”
“我要带它回去，拿针刺出手指头的血来培养它。”她庄重自语道。
“这种野草有什么用？”我惊奇地问。
“那么这不是还魂草了。”她失望地说。
“黎伯伯，你给我找一根还魂草来，我会培养它，要我流多少血，我都不怕。”
她的脸颊上还留着泪痕，这个平时脸上永远带笑的孩子现在却有这么多的眼泪，④我不能再开口了，我不能再写下去了。
（有删改）
【注】①《还魂草》写于1941年，以抗战时期大后方重庆为背景，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见闻创作的一篇书信体小说。小说共六封信，本文节选自第一封和第五封。
材料一：
上在道，民有献瓜果者，上欲以散试官授之，访于陆贽。贽上奏，以为：“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轻用。起端虽微，流弊必大。献瓜果者，止可赐以钱帛，不当酬以官。”上曰：“试官虚名，无损于事。”贽又上奏，其略曰：“自兵兴以来，财赋不足以供赐，而职官之赏兴焉。青朱杂沓于胥徒，金紫普施于舆皂。夫诱人之方，惟名与利，名近虚而于教为重，利近实而于德为轻。专实利而不济之以虚，则耗匮而物力不给；专虚名而不副之以实，则诞谩而人情不趋。今之员外、试官，颇同勋、散、爵号，虽则授无费禄，受不占员，然而突铦锋、排患难者则以是赏之，竭筋力、展劳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献瓜果者亦授试官，则彼必相谓曰，吾以忘躯命而获官，此以进瓜果而获官，是乃国家以吾之躯命同于瓜果矣。视人如草木，谁复为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实利以敦劝，又不重虚名而滥施，人无藉焉。则后之立功者，将曷用为赏哉！”
贽在翰林，为上所亲信，居艰难中，虽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与贽谋之，故当时谓之内相，上行止必与之俱。然贽数直谏，忤上意，卢杞虽贬官，上心庇之。贽极言杞奸邪致乱，上虽貌从，心颇不悦。
（节选自《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卷，有删改）
材料二：
伏见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御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
（节选自苏轼《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
如此[A]之流[B]未易[C]悉数[D]可谓[E]进苦口之药[F]石[G]针[H]害身之膏肓。
①青朱杂沓于胥徒，金紫普施于舆皂。
②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
（节选自苏轼《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
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
杜牧
百感中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
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即休？
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
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
【注】据《云溪友议》载，长庆年间（821-824）白居易为杭州刺史时，张祜和徐凝同应贡举而未能分出谁当首荐。白居易遂出试题命二人决赛，结果列徐第一，张第二。张以为耻，遂“行歌而返”。后杜牧颇为张祜抱不平，写此诗歌寄赠张祜。
早在1120年，欧洲就出现了自鸣钟。自鸣钟最早流入中国的时间，是在明朝。到了清朝中叶，钟表仍被视为奇珍异品。在《红楼梦》中，描写到钟表的情节随处可见。
在第六回，作者用刘姥姥初进荣国府来引出这部著作的头绪。这位乡野老妪刚在凤姐东屋坐下，就看到了自鸣钟。刘姥姥自诩是见过些世面的，但如此见多识广的刘姥姥竟然还会被自鸣钟唬住， A 。
王熙凤作为荣国府的当家奶奶，钟表最能展现其气派。在第十三回，她针对宁府的五项弊端提出应对策略，各个击破。她将众仆妇分班安排、各负其责， B 。她道：“素日跟我的人，随身自有钟表，不论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时辰。横竖你们上房里也有时辰钟。”从凤姐此话可得几个信息：其一，凤姐的贴身随从都携带钟表，以利于按时办事，①这时的钟表显然不是装饰品，②而是一个实用工具的展现；其二，宁府的上房也有挂钟，③而且挂有时辰钟的上房肯定不仅一间，④毕竟宁府奢华程度不在荣府之下，⑤绝对不会围在一个上房让一堆人看时辰的画面出现。
⑥《红楼梦》通过对小小的钟表在书中的各种描写和记述，⑦刻画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⑧展现出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⑨亦展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隅。
1956年国庆节的前一天，郭永怀归国。因钱学森力荐，归国后的郭永怀被委以重任。他和钱学森、钱伟长等投身于刚组建的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科技领导工作。1960年，因中苏关系交恶，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郭永怀临危受命，与王淦昌、彭桓武一起主持中国核武器研制。随着核武器研制步伐加快，中央开始在青海进行试验，郭永怀经常辗转北京、青海等地。
1968年12月，郭永怀乘坐飞机将一组原子弹绝密试验数据带回北京。凌晨时分，飞机进入北京上空，在距离地面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而坠毁。救援人员拆开机舱后，发现壮烈一幕：两具尸体紧紧抱在一起。人们小心翼翼地将他们分开，发现是郭永怀与警卫员牟东方紧紧地搂在一起。郭永怀穿的夹克服已烧焦一大半，一只公文包从他的怀中掉落下来，因为有血肉之躯相掩，并未被烧着。
这不是普通的公文包，里面装有绝密文件，记录了郭永怀在实验基地研究两个多月的重要试验数据。
郭永怀牺牲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两弹一星”元勋中，郭永怀是唯一一位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