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最美奋斗者”——中国天眼的奠基人南仁东，22年扎根深山铸造大国重器，带领团队经历近百次失败，终获成功，建造出了世界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让中国的天文科研水平领先世界20年。由此可见，要获得成功必须有攻坚克难的精神。
首先，攻坚克难要敢字当头。敢于斗争，勇于胜利，是攻坚克难的常胜法宝。在这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时代，我们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开拓精神。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体验：许多困难起初看起来很大，但是你咬紧牙关，横下一条心，豁出去干一场，最后任务都完成了。回头一看，“轻舟已过万重山。”
飞天梦就寄托着中国人敢想敢干、矢志赶超的壮志。世界上第一架飞机升空时，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刚刚竣工；阿波罗登月之际，我们的第一颗卫星还在艰苦制造当中……如果要寻找一条证明自身实力的跑道，太空无疑是再合适不过的了。1970年，“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新加坡《民报》报道称：“从天外飞来的音波，不但震荡了全世界的人心，也使美、苏两国闻之相顾失色。”2000年6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成功发射，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航天大国。正是为中国人自主创新的冲动，中国航天人才创造了迅速崛起的奇迹。在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征途中，九天之上，中国卫星为我们生机勃勃的美丽星球闪耀，为全人类造福。
其次，攻坚克难要干字当先。天下之事，为之则易，不为则易者难。古人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很多时候，所谓的坚和难，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或者为我们所夸大。很多事情，不能因其艰难我们就不去做，恰恰是因为我们不去做才变得更艰难。面对困难，我们要力戒拖延症，马上就办，说干就干，并且在干中逐步完善提高。很多人总想等条件完全具备了或者在更好的条件下再开始，总想以更完美的姿态迈出第一步，其结果是永远没有迈出第一步，使得梦想最后只成了梦和想。
最后，攻坚克难，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既然是攻坚克难，就必然需要时间，需要耐力，需要艰苦的努力和持续的付出；既然是攻坚克难，就要做好攻克过程中会出现曲折和反复的心理准备，随时准备迎接暂时的失利、局部的失败。苏东坡说，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忍不拔之志。当你遇到困境、逆境乃至“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绝境时怎么办？回答只有两个字：坚持，一直坚持到“柳暗花明”，坚持到日出云开。时代铁人王启民，栉风沐雨36年，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投身油田开发科研工作，攻克了一个又一个世界性难题。他曾带领试验组先打了3口探井，结果全告失败。接着打下19口探井，结果还是失败。面对挫折，王启民没有怨天尤人，经过52次封窜、堵水，终于使19口井都达到了正常产量，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毛主席说过：“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所谓“人在事上练，刀在石上磨”，在艰难面前不低头，在压力之下不逃脱，在坎坷路上向前冲。人生的价值和乐趣不正体现在这攻坚克难的征途中吗？
（摘编自谭评《攻坚克难见精神》）
材料二：
无论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还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都是一部攻坚克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历史。这一精神品格闪耀着中华民族精神之光，彰显着共产党人意志品质。
中华民族是历经磨难、百折不挠的民族，愈是在艰难困苦和风险挑战面前，伟大的民族精神愈发彰显，其基因密码就在于始终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战胜困难，锐意进取、自强不息。从大禹治水的传说，到抵御外敌侵略的军事斗争，无不是这一精神的折射。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意志品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责任担当、“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坚定信念中，真切感知攻坚克难精神品格始终根植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流淌在亿万中华儿女的基因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一百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抱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前赴后继、上下求索，在各种艰难困苦和风险挑战面前，充分展现不畏强敌、不惧风险、顽强奋斗的优秀品质。所有这些，无不生动诠释着共产党人在面对顽敌强敌、应对艰难困苦时，所表现出的那种知难而进、勇猛顽强的宝贵精神品格。
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我们党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始终保持着攻坚克难、锐意进取的精气神。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迫切需要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领导干部不论在哪个岗位、担任什么职务，都要勇于担当、攻坚克难；奋斗不只是响亮的口号，还要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务、履行每一项职责中见精神。这些正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砥砺奋进、不懈努力、夺取胜利，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新奇迹的真实写照。
（摘编自张明刚《永葆攻坚克难的锐气和斗志》）
一部中华工匠史就是一部中华工匠的精神史诗。中华工匠不仅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也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品格。
夏朝时就用“正”来为工匠官职命名，如车正、陶正、木正等，显示出中华工匠精神品格的本源属性。“正”为王室官职，乃“规范、标准”之意，其内涵及行为指向守正。工匠精神铸成了早期中华匠人守正的精神品格。
周代六官体系中，工官之冬官乃为司空。所谓“司”，即“管理”之义，表现了工官对国家事务的承担与掌管；所谓“司空”，含有“闭藏”“空无”之义，工官的信条与宗旨是藏富于民，反映出工官以民为本的精神品格。周代工匠在司空制度体系下逐渐形成属于时代的工匠精神，即民本精神。汉代，政府改“司空”为“少府”，以统管国家物资调配、器物生产以及山川田赋等。“少府”沿袭了“司空”的精神追求，它不仅有较强的中央集权性质，还体现了国家对工官的政治立场以及民本态度。在文化鼎新发展的汉代，工匠“争芳斗艳”，如将作大匠萧何、长安“机关达人”丁缓、地动仪发明者张衡等。汉代诞生了近乎后世所有的工匠行业、部门与手艺品类，也孕育出具有民本特色的汉代工匠精神品格。
唐时期，以工部制度为前提，以劳动人民的创造为依托，产生了与时代相适应的工匠精神。大唐的文化气象建立在辉煌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唐三彩、唐金银器、唐刀、唐镜等折射出唐代工匠精神的光芒。唐物的定名也蕴含着丰富的时代信息，如“库路真”漆器显示了中国南北文化的交融态势。李皋发明“车轮船”体现了唐代交通运输工具的革新，雕漆与金银平脱的创新发展显示出唐代工匠技术的进步。显然，唐代工匠的创新精神品格使得工匠文化走向历史新高，标定唐代工匠精神的新方向。在国家统一和文化大融合中，唐代工匠在诸多领域展现了创新精神，彰显出唐代国家制度对工匠精神品格的涵养与推动。
宋代，中华工匠开创了转型时代的新精神品格。活字印刷、航海罗盘、火药等得到发明和应用，涌现出成千上万的中华名匠，共同锤炼出独特的宋代工匠精神品格。当然，他们也没有丢掉传统工匠一如既往的创新精神。譬如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昇，在宋刻雕版一片繁华中窥见“死板”的缺陷，开始进行“活板”试验，最后改进了雕版印刷工艺，展现了宋代工匠的创新精神。总体来看，宋代工匠精神已经向理性精神和美学精神迈进，这无疑是中华工匠精神品格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
明清时期，在工部制度的推动下，中华工匠精神出现了垂范后世的品格典范——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伴随明代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对工匠制度的不断调整，工匠群体的处境也在不断变化。明早期的工匠制度主要承袭元代，工匠群体以世袭匠户为主，处境极其困苦；明中期国家对工匠制度有所调整，工匠群体以轮班匠、住坐匠和军匠为主，工匠处境略有改善；明晚期的工匠制度较为松散，工匠的处境较为宽松，工匠群体中文人突起，大量文人参与工匠造物活动，由此铸就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明式工匠精神的人文品格，形成了中华工匠精神的人文精神典范。明代工匠精神的人文传统具有历史进步性，能够主动适应日常化和人文化社会的发展需要，诞生了漆工黄大成、木工蒯祥、瓷工童宾、军匠杨埙、雕工鲍天成等一大批具有人文精神追求的出色工匠，他们的作品展示出明代工匠精神至善的人文化美学倾向。
至明清之际，顾炎武、王夫之、魏源等一大批思想家大力提倡致用实学，崇尚求真的科学精神。在此背景下，清代的工匠也在造物中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不断淬炼出求真的科学精神，出现了罗盘匠吴鲁衡、针神沈寿、发明家黄履庄等一大批中华名匠。他们在创新实践中不断追求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共同铸就了中华工匠的精神品格。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多少独具匠心的中华瑰宝，就有多少不可磨灭的精神传承。中华工匠精神根于工正，立于司空，臻于工部。中华工匠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承载者、实现者、体现者，他们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重要体现。
（摘编自潘天波《中华工匠精神品格》）
2018年10月23日，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建设这座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需要在松软地基上建成世界最长、埋深最大的海底沉管隧道。此前，中国在此领域的技术积累几乎为零。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工程师林鸣在历经两年多艰难攻关后，编写出《外海沉管隧道施工成套技术》，实现了我国相关技术“零”的突破。其中，对于沉管采用半刚性的解决方案成了全球首创的结构设计。施工过程中，林鸣有其“合格”的标准，只是他的“合格”标准，比国际最严格的标准还要严苛。沉管隧道中的混凝土浇筑工作，国内最严格的标准允许轴线偏差8毫米，但林鸣将误差控制在3毫米之内；一枚纽扣大小螺栓的增加或取消，林鸣都要经过反复比选、充分计算加以论证……面对赞誉，林鸣把他的成功归于港珠澳大桥的所有建设者。他说，“这座大桥的建设者都是劳模，工程都是工人们一点点完成的。要让工人们感受到对他们的尊重。当他们感觉到这种尊重时，就一定会成为更好的工匠，团队就会形成合力”。
①美国克莱因的《古今数学思想》一书的正确书名，事实上应该是《西方古今数学思想》。在全书中，只有介绍印度和阿拉伯数学的第9章才涉及非希腊传统的东方数学。尽管如此，在该章之首作者却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在数学史上，希腊人的后继者是印度人，虽然印度的数学只是在受到希腊数学成就的影响后才颇为可观。”
②只要对中国的传统数学略有所知，即知此语之谬。作为一名中国的数学工作者，首先应对自己的数学历史有深刻的认识。为此，必须首先对成书于公元1世纪左右的《九章算术》与成书于公元3世纪的《刘徽注》有确切的了解。
③数学系统的每一步完善都是数学进展的重要标志。无理数的发现，曾在西方引起了数学危机。但是负数概念与完整的实数系统在西方很晚才得到确认。克菜因在《古今数学思想》中曾经说过：“负数虽然通过阿拉伯人的著作传到欧洲，但16世纪和17世纪的大多数数学家并不承认它们是数。”“数学史上最使人惊奇的事实之一，是欧洲实数系的逻辑基础竟迟至19世纪后叶才建立起来。在那以前，即使正负有理数与无理数的最简单性质也没有成逻辑地建立，连这些数的定义也还没有。”
④然而在我国，至迟在《九章算术》中，就已记载着有理数与正负数的各种运算规则。不仅如此，对于古代希腊认为迷惑不可理解的开根不尽之数（无理数），在《九章算术》与《刘徽注》中直截了当地“以面命之”，给出了独立成数的定义与某些运算法则。事实上，通过这种不尽小数的引入，以及开方与圆周率的极限计算，《九章算术》与《刘徽注》实际上已完成了整个实数系统。
⑤数学研究现实世界中的数量关系与空间形成。在中国的传统数学中，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往往是形影不离并肩地发展着的。但在以欧几里得为代表的希腊传统里，几何学则独立于数量关系而以单纯研究空间形式的格局发展着。
⑥希腊传统的这种排斥数量关系于几何之外的研究方式可能给数学包括几何带来了严重后果。在欧洲长时期黑暗的中世纪（公元5世纪到15世纪）中，数学的发展陷于停顿，几何也是如此。笔者怀疑公元前3世纪欧几里得那种单纯依靠艰涩而迁曲之形式进行的推理方式，正是造成这种停顿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论笔者的怀疑有多少真实性，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世纪时的阿拉伯世界——无疑是由于东方的影响——已经充分掌握了当时数量关系方面的许多知识与方法，当然可能还有不少自己的创造。通过回教、蒙古与土耳其的西侵以及“十字军”的东征，这种知识与方法传入了欧洲，前面所说负数的传入正是其中之一。这种传入无疑促成了中世纪以后欧洲以数量关系为主而与欧几里得传统大相径庭的种种发明创造。
⑦与以欧几里得为代表的希腊传统相异，我国的传统数学在研究空间形式时着重于可以通过数量来表达那种属性，几何问题往往归结为代数问题来处理解决。面积、体积与圆周率的计算导致无理数概念的引入，相当于“卡瓦列利原理”的“刘祖原理”的发现以及极限方法的创立。把几何问题化为代数问题的做法，则导致方程、天元等概念的引入，多项式运算与消元方法的建立以及各种方程的系统解法；并使几何代数化有途可循，有法可依。17世纪笛卡尔解析几何的发明，正是中国这种传统思想与方法在几百年停顿后的重现与继续。
⑧笔者曾在多种场合，指出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的发展途径与独到的思想体系。我国的古代数学基本上是从生产实践中提炼出数学问题，经过分析综合，形成概念与方法，并上升到一般性原理，进一步应用于多种多样的不同问题，由于形形色色的问题往往归结为方程求解，因而方程求解就成为中国传统数学自《九章算术》以来发展中的一条主线。我国传统数学在从问题出发以解决问题为主旨的发展过程中建立了以机械化为其特色的算法体系，而《九章算术》与《刘徽注》是这一机械化体系的代表作。这与以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为代表作的西方数学之以定理求证为中心的公理化体系可谓东西辉映。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深刻影响了数学的历史进程。
⑨研究《九章算术》与《刘徽注》，不仅对于数学的历史，即使对于数学的现状，也可提高认识。
⑩肇始于我国的这种数学机械化体系，在经过明代以来几百年的相对消沉后，由于计算机的出现，已越来越为数学家所认识与重视。《九章算术》与《刘徽注》所贯穿的机械化思想，对数学的现状正在发挥它日益显著的影响。它在进入21世纪后在数学中的地位，也几乎可以预卜。
⑪总之，要预见数学的将来，就不能不研究《九章算术》与《刘徽注》所蕴含的深邃思想在数学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功绩，也不能不正视正在崭露头角的这种思想对数学现状的影响。
（摘编自吴文俊《关于研究数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
材料一：
新冠疫苗究竟是怎样研发出来的？从立项获批到研发、建设、生产、上市，何以只用了330多天时间？近日，带着一系列焦点热点问题，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深度对话中国生物董事长、国家“863”计划疫苗项目首席科学家杨晓明，回应公众关切的问题。
问：《中国疫苗百年纪实》这本书告诉人们，疫苗研发从来不是简单的事，而是以命相搏。这次新冠疫苗研发也是这样吗？
答：是的，我是去年3月23日最早接种我们研发疫苗的人。作为最早一批“以身试药”者，接种新冠灭活疫苗后没有任何异常情况，就是打针的地方稍微疼一点。因为接种后要定期检测抗体，我在九个月时间里已经被抽了约60管血。因为要定期观察的血液指标比较多，打第一针后的第二个星期就能检测到抗体，打第二针后两周左右就能检测出较高的抗体水平。
一百年来，我国生物制品工作者的献身精神不断传承延续。其中，“以身试药”就是一个传统。新冠灭活疫苗临床试验中，累计有几万名入组受试者接种疫苗，其中很多是生物制品人。这些特殊的志愿者，如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一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一名生物制品人的责任与担当，当然，同时也是基于对我们研发和生产技术的自信。
问：此次中国生物的新冠疫苗从研发到上市用了多久？有哪些关键节点？
答：疫苗从立项获批到研发、上市，总计用了330多天的时间，从科学的角度看，可以说前所未有的短。中国生物的新冠疫苗从研发到上市，有几个主要节点：一是2020年4月12日，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全球首家进入I/Ⅱ期临床试验，4月27日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也进入I/Ⅱ期临床试验。
二是2020年6月23日阿联酋国际临床试验，也就是Ⅲ期临床试验正式获批。
三是国内紧急使用，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在2020年6月30日获得了紧急使用许可，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在7月23日获得许可。四是国外紧急使用，阿联酋2020年9月14日首先批准紧急使用，紧接着巴林于11月3日、埃及于2021年1月2日也批准紧急使用。
五是国际上注册上市，阿联酋2020年12月9日批准正式注册上市，巴林12月13日批准正式上市。
六是在国内第一家附条件上市，时间是2020年12月30日。
中国生物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从启动科技攻关到获批临床试验，我们用了98天；从进入临床到武汉、北京两个所先后都做完I/Ⅱ期临床试验，用了78天；再从Ⅲ期临床试验入组启动，到附条件上市获批，用了168天。
问：在疫苗的诸多技术路线中，中国生物为什么最终选择灭活这一技术路线？
答：中国生物的新冠灭活疫苗具有技术安全性、防护有效性、人群普适性、储运便捷性和产能可及性等特点，安全性非常好，有效性数据超过了临床研究预设的目标，冷链储运条件符合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国情，产能充足，能够满足大范围的接种使用。
同时，有别于过去的灭活疫苗生产技术，中国生物采用先进的细胞培养技术、纯化工艺技术及质量控制方法，生产效率高，质量控制指标完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新冠灭活疫苗将全病毒进行培养，然后通过灭活和纯化，制备成灭活疫苗，其抗原成分完整，保护性更加全面。2020年7月中国生物新冠疫苗获批紧急使用以来，在自愿、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对高风险暴露人群累计完成数百万剂次的新冠疫苗紧急接种工作。其中7万多人赴海外100多个国家有发病的疫区工作，在同一工作生活环境下，接种疫苗者中没有病例报告。
此外，疫苗的可及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在可及性方面，灭活疫苗有着自己的储运便捷性优势，储运条件是2℃至8℃，这与我国以及许多国家现有的疫苗储存条件和运输条件一致，不需要重构冷链体系设施，可大规模降低成本。
问：中国有近14亿人，需要怎样的覆盖率，才能通过注射疫苗构筑起免疫之墙和保护屏障？
答：在新冠病毒来袭之前，我国还没有一个高等级的生物安全生产设施。我们借鉴高等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建设标准和自身生产工艺特点，分别在北京和武汉建成的新冠灭活疫苗高等级生物安全生产车间，经国家有关部门检查和认证后，已投入规模化生产。今年预计产能可达到10亿剂以上。
根据以往疫苗预防接种的效果观察，结合新冠疫苗临床试验显示的保护率，理论上需要有70%至85%左右的人群接种疫苗，才可能建立较稳固的群体免疫屏障。以此来算，中国要接种的人数范围在9亿至12亿人。
（摘编自《中国新冠疫苗安全吗？有效吗？够用吗？》）
材料二：
最近，中国新冠疫苗成功上市，为全球战胜疫情注入信心，也为新冠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有力支撑。而如何科学认知接种疫苗，最大限度地提升人类抵御新冠病毒的能力，则显得尤为重要。
需要强调，人类在与形形色色的病毒斗争中，形成了抵御病原微生物的能力，我们称其为免疫力。当我们认识接种新冠疫苗是增强人体免疫力的重要举措时，切不可忽略生理、心理、伦理，这“三理”乃人体生存之本，否则，即使接种了新冠疫苗，人们仍难以最终赢得这百年未遇新冠大疫的胜利。
那么，如何栽种生理健康疫苗呢？笔者认为，要把握好机体器官的生物功能、免疫机能、
生活技能，这“三能”可谓是栽种生理健康疫苗，借以维系人体这一有机体生命活动的“根苗”。
笔者在《免疫力就是好医生》中曾倡导，良好的免疫力是人类化腐朽为神奇的正能量，可以通过合理的膳食、适量的运动、积极的心态和充足的睡眠这四大健康基石来获取。
同时要重视栽种心理健康疫苗。如何栽种心理健康疫苗呢？就要把握好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过程。这“三程”可谓是栽种心理健康疫苗，借以维系人体大脑对客观现实的主观反应的“心苗”。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当人产生了负面情绪时，七成以上的人就会以攻击自己的身体器官的方式消化这些情绪，“既来之则安之”的正确心态是播下心理健康疫苗种子的土壤。
还要栽种伦理健康疫苗，即在把握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准则中体现天理、
地理、人理道德准则，这“三理”可谓是栽种伦理健康疫苗、借以维系人伦道德之理的“仁苗”。
我应该推崇“从我做起”“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大爱无疆”的社会风尚，在病毒传播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上做足功课。让我们撒下伦理健康疫苗种子的养料，构筑起抵御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防护林。
值此新冠疫苗接种之际，重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一典故，告诫世人，任何事物失去了借以生存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呼吁接种新冠疫苗的同时，勿忘栽种“三理”疫苗。
（摘编自《接种新冠疫苗同时勿忘栽种“三理”疫苗》）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二：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区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性质。乡土社会不是人治的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的社会。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我们在旧小说里常读到杀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在现代标准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礼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对的，对是合适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来说，与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地服于威规罢了。
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礼治和由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背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命运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这自是“土气”的一种特色。因为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地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陌生人对于婴孩的话是无法懂的，但是在做母亲的人听来都清清楚楚，还能听出没有用字音表达的意思来。
不但对人，他们对物也是“熟悉”的。一个老农看见蚂蚁在搬家了，会忙着去田里开沟，他熟悉蚂蚁搬家的意义。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节选自《乡土中国》，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