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中，中国已经从依靠户籍制度建立的定居型社会转变成要素自由流动的迁居型社会，从依靠血缘、地缘的熟人社会转变成业缘化的生人社会，从低流动、被动流动的乡土中国转变成高流动、全方位、多元化、主动流动的迁徙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3.76亿，较2010年增长了69.73%。其中，省内流动人口为2.51亿，较2010年增加1.16亿人，增长了85.70%；跨省流动人口为1.25亿，较2010年增加3896万人，增长了45.37%。人口流动参与度大幅度提高，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可以看出，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形态转变业已形成。
常态化的迁移流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空间位置，更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方式、内在文化乃至社会治理理念。在由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转变的过程中，以下三个方面的改变是确定无疑的。
迁徙转变必然导致人际交往的异质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随着部分追求经济动机的农村人口离开熟悉的亲属网络、职业网络以及乡土网络流动到城市中，农民之间不再具有共同的身份、进行共同的生活或劳动，农民内部之间出现了分化。外出的农民与村庄之间的联系削弱，村庄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衰退。接受城市文明的流动人口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逐渐向城市人口靠近，且随着流动人口的代际传递，传统的农耕文明、“乡愁本色”逐渐褪去，而留守农村的人口仍然遵循着传统的乡土交往习俗。其次，城市社区居民的交往也同样经历着从同质化到异质化的过程。社区人口的户籍化转变为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混居，同一社区内部人群的社会地位差异较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从以情感联系为主转向以市场交换为主。与此同时，在社区居民的逐渐陌生人化过程中，不同人群的服务需求、行为方式等也存在差别，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
几千年来，农民被土地束缚，世代定居于乡村，形成了天然的稳定性以及自我延续的静文化。“安土重迁”的习俗不仅支配着个体的生活与社会交往，同时也影响着个体的认知和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在吸引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自由流动的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的静文化发生转型。迁徙中国的大规模、高水平、主动的人口流动，实际上伴随着静文化的退化以及动文化的建构。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农民冲破土地的限制，告别了过密化的农业，血缘、亲缘关系形成的差序格局不断松散，由此瓦解了传统意义上乡土中国的乡村社会共同体与文化基础，导致根植于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方式的静文化逐渐退场；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规模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较多到巨大，流动原因趋于多元化，社会主体、社会空间、社会网络以及社会关系不再受限，自由流动的文化观念逐渐取代传统的静文化观念。
乡土中国的社会治理理念具有浓厚的乡土伦理，以乡村为基，历代相习、积久而成。首先，乡土伦理具有内生性，乡村秩序在村落中自然形成并依靠礼俗规则加以维持和延续；其次，乡土伦理具有习得性，无须专门学习，村民便可以在日常交往中学习并遵守。乡土中国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习惯、礼仪等变化缓慢，世代积累的经验足以维持和保障社会秩序，因此乡土中国是一种礼治社会。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关政策的松绑，人口的空间位置变化导致社会交往的异质化、信息渠道的多样化、文化观念的动态化，这种转变打破了熟人社会的秩序。传统礼治的约束力日趋弱化，走向式微，法治成为迁徙中国的秩序主导。契约关系代替伦理关系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理性化、法治化、公共性是迁徙中国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文明的支撑力量。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以法治为基础。
（摘编自段成荣《由“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形态转变业已形成》）
材料二：
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转型日益凸显，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中国社会从乡土性进入后乡土性。这意味着在乡土结构依然留存的情况下，由于社会经济与文化观念都已经受到现代化的渗透，中国的乡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现代性的特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村落依然还是相对于城市而存在的，但是聚居在村落的人们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乡土性本质特征的变化，新农村的建设必须加快步伐。
费孝通先生在对农村社会乡土特征的分析和高度概括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农村发展模式的理论，这充分体现了“志在富民”“以民为本”的思想。只有以农民需求为导向进行新农村建设才为真正的建设。后乡土社会里，大量农民涌入城市，频繁地四处流动，更换职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正是因为主体需求的问题。新农村建设首先要解决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其次要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农业结构性问题；最后要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事业的投入，尤其特别重视教育的投资。
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建设新农村仍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后乡土社会农村的建设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国家问题也非单纯的农民问题，更不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问题，所以只依靠任何一方单纯的努力都是不够的，只有各方形成合力，建设新结构、新主体和新功能的新农村这一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性。
（摘编自朱珠《浅析中国的新农村建设》）
苏轼的房子
沈章明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先后居住甚至亲手营建过好几处房屋。它们不仅是一代文宗的栖身处所，更是其人生理想的具体化。
苏轼十分眷念他少年时的家园，思念之情终生不灭。嘉祐四年（1059）他赴京应试，还没有离开就开始思念家乡。二十年后，身陷御史台狱，眼前的竹与柏不断勾起他的思乡深情，忽而吟咏“此君知健否，归扫南轩绿”，忽而回忆“故园多珍木，翠柏如蒲苇”。出狱后，苏轼赶赴贬谪地黄州，路上的皑皑白雪再次激发起乡思：“忆我故居室，浮光动南轩。”南轩位于眉州纱毅行，苏洵将其命名为“来风轩”，苏轼却称它“南轩”。南轩可爱，南轩所在地眉州也非常可爱：“稻熟鱼肥信清美。”苏轼喜爱这里，不愿外出。人到中年，他还在感叹“嗟予少小慕真隐，白发青衫天所械”。“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他无法理解那些准备或已经移居外地的乡人，“怪君便尔忘故乡”。
宦游在外，归家无望，南轩再好，也只能在回忆、梦境和诗文中出现。苏轼不得不压抑乡思，别求居所，甚至亲手建造房屋。
被贬黄州之后，苏轼官俸微薄，生计艰难，糊口靠开荒，住房也要自己造。元丰五年（1082），雪堂建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然而，它又不仅仅是栖身处所，“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具有“八荒之趣”，可以“凄凛其肌肤，洗涤其烦郁”，便性、适意、寓情。显然，雪堂还承载着苏轼的诗意与梦想，象征一种非典型的中间化生存状态。苏轼被贬黄州，只希望在雪堂中经营高度艺术化的生活。他模仿白居易，在东坡种花种菜，自号东坡居士；又模拟大自然，将茫茫雪色涂抹在茅屋四壁，昼寝其中，隐几晏坐。
苏轼在《雪堂记》中坦承，自己无法像老庄和佛教徒那样免除智慧、身心和声名之累，不能遨游在一切羁绊和边界之外。他接受羁绊，信奉辩证而中庸的生存策略，在人生的有限性中寻找希望，开辟一条通向诗意人生的中间路线，提炼出一种审美原则，即承认不完美，坦然表现这种不完美。
这种观念形成于雪堂落成之时，此后又随着居处地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十四年后，苏轼在另一个被贬谪的地方惠州买地筑宅。此时，他的心态已经发生变化。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苏轼来到惠州，居住于合江楼。这里是接待朝廷官员的地方，被贬的官员不宜久住，故而于十八日迁居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因表兄程之才的关照，回到合江楼。表兄离任后，绍圣三年四月二十日，再次迁居嘉祐寺。忽东忽西的迁徙，并没有给苏轼带来多少负面影响，他淡然表示“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心态开朗，白鹤峰新居也就不再像雪堂那样封闭。这座宅院有房二十间，正厅是“德有邻堂”，书斋名“思无邪”。从命名上看，丝毫不见谪居者的愁苦情绪，也没有暂时寄居的潦草和敷衍。“书斋里开有宽大的窗户，推窗一望，几百里的江山烟云尽收眼底，好像是镶嵌在墙壁上的巨幅山水画。”（莫砺锋《漫话东坡》）属于私密空间的卧室也不封闭，“挂落月于床头”，积极融入自然山水。与左邻右舍的关系更是融洽，与他们共用水井，甚至爱护他们的鹅鸭。总之，这座新居既亲近人间烟火，又亲近自然，充满了不同于雪堂的诗意。
美好的诗意总是被粗暴侵扰。三个多月后，苏轼再次被贬，不得不告别新居，来到海南。这里“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苏轼只得在城南桄榔林买地建房，新居就叫桄榔庵。这里狭隘低湿，没有了雪堂的纯洁，也没有了白鹤峰新居的闳敞，苏轼却安之若素，“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一边入乡随俗，积极适应当地的生活，一边追和陶渊明诗，求取内心的安宁。“和陶与效陶帮助了苏诗‘老境’的形成，特点是清新晓畅，以外表的平淡包孕了内在的紧张丰富。通过风格上的‘回归’陶潜，苏轼宣布完成了生命向原始的自在状态的回归。”（杨治宜《“自然”之辩》）身处蛮荒之地，步入晚年的苏轼孤独无助。他用追和诗歌的方式与陶渊明定交，虚拟一番番晤对，一次次长谈，建构内在的乌托邦。
这是一所无形的房子，安放诗人那寂寞的心灵。为了建造这所房子，苏轼几乎穷尽一生的力量。黄州时期，雪堂求道，建造了根基。到了惠州，渐成规模。来到海南，终于宣告落成。在《白鹤新居上梁文》中，苏轼把惠州视作更早之前的故乡。这种家园观已经与黄州雪堂时的家园观有所不同，然而犹有所待。到了海南，写作《和陶归去来兮辞》，自称“以无何有之乡为家，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家园观念彻底变化。
苏轼终于从承认有限性而进入逍遥无待的自由境界。在迁居桄榔庵的当天晚上，他听到邻居家的儿童读书，开心不已，急忙找出书与小儿郎一起诵读。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归。苏轼自称“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惠州、海南都变成故乡，“江山故国，所至如归”，他已经打破界限，获得真正的自由。
（有删改）
文本一：《赤壁赋》2-4段
文本二：秋月泛湖，游之上者，未有若周君山游者之上也。不知古人曾有是事否，而余平生以为胜期，尝以著之诗歌。今丁卯七月望夜，始得一为之。
初发棹，自龙口向香炉。月升树端，舟入金碧。偕者二僧一客，及费甥、坡孙①也。南崖下渔火数十星，相接续而西，次第过之，小船捞虾者也。开上人②指危崖一树曰：“此古樟，无虑十数围，根抱一巨石，方丈余。自郡城望山，见树影独出者，此是也。”然月下舟中仰视之，殊不甚高大。余初识之，客黎君曰：“苏子瞻赤壁之游，七月既望，今差一夕尔。”余顾语坡孙：“汝观月，不在斗牛间乎？”因举诵苏赋十数句。
又西出香炉峡中，少北。初发时，风东南来，至是斜背之。水益平不波，见湾碕，思可小泊。然且行。过观音泉口，响山前也。相与论地道通吴中。或说有神人金堂数百间，当在此下耶？夜来月下，山水寂然。湘灵、洞庭君，恍惚如可问者。
又北，入后湖，旋而东，水面对出灯火光，岳州城也。云起船侧，水上滃滃然。平视之， 已做横长状，稍上，乃不见。坡孙言：“一日晚，自沙觜见后湖云出水，白团团若车轮巨瓮状者十余积，即此处也。”然则此下近山根当有云孔穴耶山后无居人有棚于坳者数家洲人避水来者也数客舟泊之皆无人声。转南出沙觜，穿水柳中，则老庙门矣。《志》称山周七里有奇，以余舟行缓，似不翅也。
既泊，乃命酒肴，以子鸡、苦瓜拌之。月高中天，风起浪作，剧饮当之，各逾本量。超上人守荤戒，裁少饮，啖梨数片。复入庙，具茶来。夜分登岸，别超及黎，余四人循山以归。明日记。
（节选自吴敏树③《君山月夜泛舟记》）
【注】①费甥、坡孙：吴敏树的外甥名费，孙子名坡。②上人：对僧人的尊称。“开”与下文“超上人”中的“超”均是僧人之名。③吴敏树：湖南岳阳人，清道光十二年举人，后辞官专治古文，中国柈湖文派的创始人。
①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②南崖下渔火数十星，相接续而西，次第过之，小船捞虾者也。
宿府
杜甫
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
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
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
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
新疆棉区有 ① 的自然条件，日照充足，气候干旱，雨量稀少，棉花种植属灌溉棉；耕作制度为一年一熟，种植规模大，机械化程度较高，产棉量约占我国棉产量的50%。新疆长绒棉品质优良，各项质量指标均超过国家标准。新疆棉花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新疆棉区气候条件较为适宜，病虫害发生概率较低，棉花单位面积产量比上年有所增加。以前，每年九、十月间，新疆就形成了百万“采棉大军”赴疆采棉的壮观景况。现在，随着新疆棉花生产实现高度机械化，就不再需要大量的“采棉工”了。所谓“强迫劳动”的说法纯属 ② ， 洁白无瑕的新疆棉花不容任何势力抹黑，那些污蔑的谎言终将 ③ 。
新疆棉，是新疆大地的云朵，它以超强的柔软温暖了我们的衣衫，它以纯白的棉浪绽放了农民的笑脸.它以无垠的辽阔打开了中国向西的门户。新疆棉，亚克西！新疆棉，中国心！
然而，在西藏采集种子更多的是随时出现的高原反应和长时间的体力透支。而钟扬却背着他经典的黑色双肩包，穿着磨白了的“29块钱的牛仔裤” ， 戴着一顶晒变色的宽檐帽，迈着长期痛风的腿在青藏高原上刷新一个植物学家的极限，连藏族同事都称他为“钟大胆”。
钟扬在西藏大学理学院的一位同事说：“每次和钟老师采种子都是惊险与惊喜并存。”
“那次，我们跟着钟老师去采集高山雪莲。我们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向更高的山地挺进时，钟老师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痛欲裂、呼吸急促、全身无力，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这位同事回忆。
大家都建议钟扬待在帐篷里，他却说：“我最清楚植物的情况，我不去的话，你们更难找。你们能爬，我也能爬。”最终，钟扬带着学生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北坡，采集到了被认为是世界上生长在海拔最高处的种子植物——鼠曲雪兔子，也攀登到了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点。
如今这些种子静静地沉睡在一个又一个玻璃罐里，等待着有一天，改变人类的命运。按钟扬的话说，也许那个时候，胖胖的钟教授已经不在了，但是他期待着它们可以派上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