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新诗自诞生伊始,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但是,对于新诗形式的质疑,却一直没有停止。最引人注目的一种质疑就是:新诗有没有形式?有没有韵律?这种质疑一方面源自新诗写作在形式上较为纷繁杂乱的现状,另一方面则是学界对现代诗歌(尤其是自由诗)的节奏特征还缺乏深入的理论认识的结果。
在近百年来的新诗韵律研究中,对新诗的“格律化”的讨论占据了主导地位。从20世纪20年代闻一多、饶孟侃等人对新诗格律的提倡和讨论,经由30年代朱光潜、罗念生等人关于“节奏”问题的论战,再到50年代包括何其芳、卞之琳等人在内的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大范围讨论,一直到八九十年代学者对“新格律体”的倡导和争论,讨论的焦点主要是新诗如何建立“格律”的问题。然而,学界对于“格律”与“节奏”两个概念经常混淆不清。比如闻一多《诗的格律》实际上把形式和格律以及韵律混同了(这也来源于西方学者的影响,包括其著名的“戴着镣铐跳舞”说都来源于1920年美国学者的《诗之研究》一书)。这种混同导致一种趋向,以为要建设新诗的“韵律”,就必定要建设新诗的“格律”。新诗韵律研究实际上一直处于“格律”讨论的“挟持”之下。
百年来关于新诗节奏的理论建构,很多受国外作品和理论的启发,甚至本身就带有比较诗学的视野。比如,郭沫若在建构“内在韵律”理论时,援引的主要是泰戈尔、惠特曼等国外诗人的创作;闻一多创建新诗“格律”理论,其理论术语直接借鉴英语格律诗。实际上,闻一多、朱光潜、郑振铎、王力等现代诗论家在阐述节奏问题时,多少已经暗含了比较诗学的视野。
概言之,中国现代诗律学在诞生伊始就是处于“世界之中”的,因此,从比较诗学的角度继续中国现代诗律学一些未完成的课题就变得非常必要了。其中一个基本的课题就是,自由诗的节奏问题如何看待?近年来,我们分析、比较了一些英美韵律学研究的理念,并结合中国新诗的创作实践,初步提出了“非格律韵律”的理论建构。这一理论框架的提出,首先是为了彰显自由诗有以声韵形态表达的、严格意义上的韵律。其次,“非格律韵律”的提出,也是为了将自由诗的韵律研究置于与格律诗的对比之下,进一步凸显两者在结构形态、时间尺度、表达形式、心理效应等方面的共性与差异。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节奏的分层与集群理论。只有充分地认识到节奏构造的多重因素,我们才能对自由诗的节奏进行较为贴切的观察和分析,避免用机械的格律模式去分析它。
(摘编自李章斌《在世界之中的“中国现代诗律学”》)
材料二
很多人认为格律只是形式的约束,为了形式美而约束诗人的自由。但也许没有料到,格律却可以充实诗的活力与多层复杂性。对于没有才能的诗人,格律是强加的,自外面来的限制,诗人被迫去遵守。在20世纪初新诗作者抱着解放自己的想法,抛弃了格律倾向写自由体诗。实则对于真正有才能的诗人,格律并非负面的限制,而是对诗才的积极的挑战。一旦诗人能与格律建成对话,化对抗为相互启迪,格律的要求成了调动诗人生活存储内容的力量和刺激。为了满足格律的声、行、节奏的要求,诗人必须放弃初始比较单纯的逻辑思维与线形进展的主题,而去挖掘自己无意识中或潜意识中库存的生命体验与生活记忆,使之调动起来,进入诗中,满足格律的建构要求。
对于白话诗来讲,形式是隐在的、无形的。才能不高的诗人,缺乏形式感,滥用了形式的自由,写出冗长、贫瘠、没有形式美的诗。但对于才能卓越的诗人,他意识到那无形而又存在的形式感是很难与之商洽交谈的,因此要用最大的毅力与天才,在不可见的形式要求下获得最大的创作自由。获得这种不自由中的自由所需要的艺术才能是极大的,写古典诗在形式挑战前失败,有目共睹;写白话诗在不可见的形式挑战前失败,却往往不被意识,作者甚至可以以其他因素的成就来遮丑,因此在白话诗中,是珠是鱼目更是真伪难辨。可以断言,天下不可能有无形式的好诗。
任何优点都可能附带来一些缺点。古典诗形式的严格,使得诗才不高者滥用“典”及套话来过关,这是20世纪初白话文学运动之所以能获得大量支持的原因之一,它主张坚决废除陈词滥调,以求创新。但是我们今天回顾几千年诗词的成就,不由得赞叹不已。古人超越了险韵的关山,取得珠玉的诗作,克服不自由后获得的创作自由更喷发了诗歌艺术的奇泉。自由与不自由是相对的,越障的天才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懒散的信步者只浪费了多少诗行。
(摘编自郑敏《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
春风十里
早春的江南,仿佛是在一夜之间苏醒的。
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之后,路旁的小草悄悄地从松软的泥土中探出头来,在轻风中摇曳着嫩绿的身姿。
古老的旴江也在春风中醒来了,清澈的江水欢快地奔流,碧波柔柔地荡漾着,如锦缎一般泛起粼粼的光泽。乌黑光亮的鱼儿在水底悠闲地游动,偶尔浮上水面,像促狭而活泼的孩子,调皮地吐出一串串晶莹的水泡。
那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江面上雾气弥漫。旴江南岸的青石码头上,静静地停泊着一艘舳舻木船。船上坐了不少人,有挑担的农夫、行旅的客商,也有书生模样的年轻人。船帆已经高高地扬起,似乎随时就要离岸而发,船夫却还立在船头,朝着岸边的官道不停地张望。有人不耐烦地催促船夫赶紧开船,船夫却不搭理,兀自等待着。
远远的,从雾蒙蒙的小道深处,一前一后走来了两个年轻人,身材清瘦而颀长,穿着青布的长衫,头戴方巾,背着行囊,脚步轻快而急促。走在前面的那个更年轻,眉宇英俊,略带几分稚气,他一路小跑,一个箭步跃上了船头,有一点掩藏不住的兴奋。后面那个年长些,也更沉稳,他步履从容,却毫不迟缓,紧跟着上了船。
“哦,原来是在等曾知县的两位公子啊!”“两位公子这是要去进京赶考吧?”“公子满腹经纶,肯定高中啊!”船上的乡里乡亲纷纷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这两位公子,年轻的那位便是曾巩,同行的是他的兄长,名叫曾晔。两人此行正是从家乡南丰出发,进京去赶考的。当时,他们的父亲曾易站在离南丰不远的信州玉山县任知县。两兄弟年轻英俊,人品纯良,写得一手好文章,在当地自然是小有名气。
一阵风吹来,船帆鼓鼓囊囊的,在桅杆上呼呼作响。船夫解开缆绳,使足气力一篙撑去,大船便离了岸,在宽阔的旴江水中扬帆起航了。
旴江是南丰人的母亲河。它位于江西省东部,发源于广昌县境内。在武夷山脉西麓的崇山峻岭中,有一座名叫血木岭的山峰。最高处的灵华峰海拔近千米,山上怪石嶙峋,且多罅隙,泉水从山石中喷涌而出,汇成山涧小溪,一路奔流——那溪流便是旴江的源头。
那澄净舒缓的江水,是江西人生命的源头,是家,是童年,是梦里的记忆,是灵魂的故乡,也是最初和最终,是根脉和归宿。
因此,关于曾巩的故事,就让我们从旴江开始吧。
那个雾蒙蒙的春天的清晨,是在公元1036年,宋仁宗景祐三年。那一年,曾巩18岁。
头一年秋天,曾巩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州试,此番正要去京城汴梁参加礼部举行的省试。这是他第一次赴考,也是他第一次进京。兄长曾晔比他大10岁,之前参加过两次科举,都落败而归,已经没有了当初的自信和雄心。曾巩不一样,他是有理想的,而且也正是不畏天高地厚立下雄心壮志的年纪。未知的人生和前途,在他眼里如同这顺流而下的旴江水一样,在春风中一日千里,生机蓬勃。
船舱内逼仄窄小,举止局促,不免有点气闷。曾晔性格外向,喜交谈,遇上熟悉的同乡和学友,便侃侃而谈。曾巩性情内敛,生来好静,在舱内待得枯燥,便独自走到了舱外。他立于船头,极目远眺,只见江面上烟水苍茫,两岸的稻田、菜地、果园、树林一片绿油油的。更远处,水的尽头,是连绵起伏的群山。
曾巩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出生在江西南丰曾氏家族,曾家秉承儒圣血脉,数代为官,诗礼传家。
曾巩自幼机警聪慧,特别喜欢读书,而且记性好,过目不忘,“读书百数千言,一览辄诵”。他五六岁时就开始读书,不仅读诗词歌赋,还读古文,通读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学经义,对司马迁、韩愈等名家的文章尤其喜爱。那些深刻而朴素的儒家理论如同一块坚定的磐石,奠定了他人生的思想基础。少年时代,他就以文辞名闻四方。12岁时能写策论文章,曾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六论”指的是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六道论题,题目一般出自九经、诸子百家、十七史及其传释中,“以五通为过焉”。也就是说,他12岁时应答科考卷,落笔即成,且用词伟丽,气势不凡。15岁时,曾写下《上李连州书》,见解独到,章法谨严,很快就传诵开来,在乡里传为佳话。
按照宋代的风俗,男子在15至25岁之间,“能通《孝经》《论语》,粗知礼义之方”,即可举行“冠礼”,也就是成人礼。此次进京参加科考,临行前,父亲郑重其事地请家族长辈为曾巩举行了“冠礼”。仪礼虽然简单,却让曾巩的肩头沉甸甸的,他常常会好端端地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冠礼之后,父亲为他取字“子固”,既与其名“巩”相关,又与远祖曾皙的字“子皙”、曾参的字“子舆”遥相呼应,寄托着家族长辈对曾巩的厚望。
“子固啊子固,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这个名字啊!”曾巩在心中默默地对自己说。他感觉体内有某种东西,像春天的小草一样,正在血脉中蠢蠢欲动,似乎随时会吐出嫩绿的新芽来。或许,是那生命深处的儒圣的基因,正穿过一千多年的沧桑岁月,奔向他的人生。
曾巩兀自激动起来,他隐隐约约意识到,冥冥中有一种使命,历史性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春风十里,风光正好。大船一路顺风顺水,不几日就到了鄱阳湖,入了长江。江面更开阔了,江水奔涌不止,惊涛拍岸,曾巩的内心也随之开阔起来。他迎风而立,暗暗立下了人生的志向。在茫茫长江的涛声中,他年轻的心灵,为之风声激荡,为之澎湃起伏,为之踌躇满志。
因为,他的人生志向,不是做大官,不是发大财,而是成为圣贤!
(选自徐徐《一代醇儒话曾巩》第一章,有删改)
辛弃疾,字幼安,齐之历城人。金主完颜亮死,中原豪杰并起。耿京聚兵山东,称天平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马,弃疾为掌书记 , 即直劝京决策南向。
绍兴三十二年,京令弃疾奉表归宋,高宗劳师建康,召见,嘉纳之,授承务郎、天平节度掌书记,并以节使印告召京。会张安国、邵进已杀京降金,弃疾还至海州,与众谋曰:“我缘主帅来归朝,不期事变,何以复命?”乃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献俘行在 , 斩安国于市。弃疾时年二十三。
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召对延和殿。时虞允文当国,帝锐意恢复,弃疾持论劲直,不为迎合。作《九议》并《应问》三篇、《美芹十论》,献于朝言逆顺之理消长之势技之长短地之要害甚备然以讲和方定议不行。
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盗连起湖湘,弃疾悉讨平之。又以湖南控带二广,与溪峒蛮獠接连,草窃间作,岂惟风俗顽悍,抑武备空虚所致。遂奏疏曰:“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盗贼以剽夺害之,民不为盗,去将安之?军人则利于优闲窠坐,奔走公门,苟图衣食,以故教阅废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举,平居则奸民无所忌惮,缓急则卒伍不堪征行。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申饬州县,以惠养黎元为意。另别创一军,以湖南飞虎为名,专听帅臣节制调度,庶使夷獠知有军威,望风慑服。”诏奖谕之,委以规画。时枢府有不乐之者,数沮挠之,弃疾行愈力,卒不能夺。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
弃疾尝同朱熹游武夷山,赋《九曲棹歌》。弃疾雅善长短句 , 悲壮激烈,有《稼轩集》行世。绍定六年,赠光禄大夫。咸淳间,史馆校勘谢枋得过弃疾墓旁僧舍,有疾声大呼于堂上,若鸣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绝声。枋得秉烛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声始息。
(节选自《宋史·辛弃疾传》,有删改)
①我缘主帅来归朝,不期事变,何以复命?
②时枢府有不乐之者,数沮挠之,弃疾行愈力,卒不能夺。
草书屏风
韩偓
何处一屏风,分明怀素踪。虽多尘色染,犹见墨痕浓。
怪石奔秋涧,寒藤挂古松。若教临水畔,字字恐成龙。
中央党校濯莲池内种植的莲花,有着自己小池碧玉的卓特之处。每年的夏天,满池荷叶像一把又一把撑开的翡翠雨伞,有的铺散在水面上,托举着晶莹透亮、滚来滚去的水珠;有的高高伫立在枝头,像一把扇子,随风摇曳。荷叶丛中,一根又一根满身带刺的荷梗昂首挺立,支撑着大小不一的荷叶与荷花。荷花仪态万方,有的 ① ;有的刚好开出两三片花瓣,似在蓄势待发;有的已全部盛开,如婷婷少女,含笑而立。荷花的颜色也是斑斓错杂,有的白如凝脂,纯洁温润;有的红如朝霞,鲜美艳丽。尤其是粉色荷花,粉中透白,嫩蕊凝珠,盈盈欲滴。站在池塘畔细细闻去,一缕缕清幽淡雅的荷香缓缓飘来, ② 。那些早早开放过的荷花,伴随花瓣的片片飘落,从娇小嫩黄的花心深处探出一头碧绿碧绿的莲蓬,仔细端详,它们既像是倒立的喷水花酒,又像是翻转的伞状吊灯。诗人把由莲花到莲蓬的转换过程比喻为“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可谓生动形象, ③ 。
对于青岛的樱花,我久已听人讲究过;既然今年有看着的机会,一定不去未免显着自己太别扭;虽然我经验过的对风景名胜和类似樱花这路玩艺的失望使我并不十分热心。太阳刚给嫩树叶油上一层绿银光,我就动身向公园走去,心里说:早点走,省得把看花的精神移到看人上去。这个主意果然不错,差不多除了几位清道夫,就只有我自己。我在那条樱花路上来回蹓跶,远观近玩的细细的看了一番樱花。
樱花说不上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它艳丽不如桃花,玲珑不如海棠,清素不如梨花,简直没有什么香味。它的好处在乎“盛”:每一丛有十多朵,每一枝有许多丛;再加上一株挨着一株,看过去是一团团的白雪,微染着朝阳在雪上映出的一点浅粉。来一阵微风,樱树没有海棠那样的轻动多姿,而是整团的雪全体摆动;隔着松墙看过去,不见树身,只见一片雪海轻移,倒还不错。设若有下判断的必要,我只能说樱花的好处是使人痛快,它多、它白、它亮,它使人觉得春忽然发了疯 , 若是以一朵或一株而论,我简直不能给它六十分以上。
无论怎说吧,我算是看过了樱花。不算冤,可也不想再看,就带着这点心情我由花径中往回走,朝阳射着我的背。
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
——路遥《平凡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