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最近常在微信朋友圈里见一些似乎和书法创作有关的视频,比如“射书”,即用针管在宣纸上射出道道墨迹;“吼书”,就是边吼边写,书者类似耍酒疯;“手脚并用书”等。有人把这类表演称为书法的“行为艺术”,且从个别史料挖掘角度,以古有张旭“号呼狂走,索笔挥洒”、李白大醉赋诗题壁为理由,来佐证这类行为艺术古已有之。同时,强调“视觉体验”“外向表达”“个性张扬”的所谓书法的当代意涵,和传统书法审美的平和内敛、诗文境界作区分。
但绝大多数目睹这类视频的观众和专家都会认为当今书坛“横行着一种完全背离书法艺术规律、极尽狂怪丑大的书法”,愤愤于文墨芬芳的书法艺术,何以在今天沦落到类似杂技表演的境地。其实,无论采取什么出格的手段和夸张的行为,最终还是需要在宣纸上展现的书艺来印证这种行为的价值。视频中那种明显缺乏书法基本功和艺术美感的胡乱宣泄、莫名亢奋,其结果就是纸破墨败、一地狼藉。
源远流长的书法艺术是历代无数艺术家的智慧创造和精神结晶。所谓晋人飘逸、唐人规矩、宋人尚意,都是各具神韵的经典艺术风格,给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取法资源。技艺虽然不等于书艺,但书艺一定离不开技艺。好的书法作品从来不是在脱离书写、笔墨要素的前提下,单靠强烈的情绪和肢体语言就能完成的。反观当今的“丑书”表演,看不出有什么艺术的含量和承传了。
唐太宗《指意》一文表示创作时的心理状态虽然重要,但具体用笔方法更是不可或缺:“太缓者滞而无筋,太急者病而无骨。横毫侧管则钝慢而肉多,竖笔直锋则干枯而露骨。”清包世臣也在《艺舟双辑》中指出:“凡作书者无论何体,必须筋骨血肉具备。”可见笔法和节奏的把握对于书法的表现是多么重要。当下鬼画符似的“丑书”若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哪里顾及汉字的尊严和书写的规范?
况且,书法还不仅仅只是文字的表现,还是书家综合修养、特别是文学修养的笔墨呈现。它是视觉的艺术,更是阅读和心悟的艺术,和汉字正大的气象、深邃的诗意、内蕴的哲思相伴随。启功先生说过:“字写好了,是读书人的本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就有那么一些胸无点墨、故弄玄虚之人,却喜欢到处泼墨。有专家曾发现一幅天书般的丑书作品中,不规范的字竟有70多个,简直白白糟蹋了那张宣纸。可这样的书法生态,几乎无一不打着创新、探索和个性的旗号进行。不明白这些人哪来的底气,成天想着要“挑战传统”。
不可否认,在丑书实践者中,也确实有一些书法名家,我们丝毫不怀疑他们的书法功力,也乐见他们的探索成果,但希望这种探索是有益于书法、有益于环境,特别是有益于广大书法爱好者的。如果片面强调“多元”“当代意识”“突破传统”,甚而无意中、无形中起到了负面作用,则应对探索本身可能存在的误差进行深入理性的思考乃至纠偏。
(摘编自喻军《“狂怪丑大”,是对当代书法的矮化》)
材料二:
众所周知,所谓“丑书”是相对传统观念的“美书”而言的。这种美书源自中国古代思想体系内,以儒家思想为主、道家和释家思想为辅,以二王书法传承体系为轴心。而“丑书”试图冲破这一体系,构造一套基于民间书法资源挖掘整合之上的、有别于传统书法审美的、借鉴西方文化的书学体系。体现在创作上常常表现为对稳定结构的破解,对所谓个性进行夸张强调等等。这毫无疑问既是今天这个中西文化融合、价值选择多元时代顺理成章的产物,也是延绵数千年的中国书法在当代的一种尝试。因此,至少在精神层面,人们应肯定探索者不甘守旧、决意求新的勇气和追求。
整部书法史,就是一部求变史、突破史,也才拥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从小篆到“隶变”,从王羲之到“鲁公变法”,从“苏黄米蔡”到被项穆斥为“南北乱真”的王问、马一龙等等,不一而足。只是,古人的求变、突破,都是在中国文化内部寻找思想资源,因此无论怎样“变”,其文化内核以及最终作品呈现出来的精神气质都仍然是“中国的”。而这一次,“丑书”的探索者们走得有点远。他们试图以西方理论、西方观念以及西方美术创作方法等为中国书法另辟蹊径,致使他们笔下的很多作品再难清晰地辨识出“中国”形象。
尽管如此,现在仍不是轻率否定的时候。他们的探索还正在路上,他们究竟能走多远,最终能否经得起时间的汰洗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被书法史接纳和认可,只能留给历史来回答。而所有人都应怀着开放、包容的态度,给“丑书”书家以尊重和耐心,给“丑书”以充分的探索空间和时间。项穆曾在《书法雅言》里对米芾多有微词,然时至今日,米芾已成经典。在对待今天“丑书”的问题上,理性的书法批评显然不应再犯项穆的错了。
(摘编自顾亚龙、吕行佳《书法批评需要理性和包容——从“丑书”谈起》
1962年冬天,正是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困难,重重的困难,像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但是,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信念来的。
第二天,他就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分量。
那时候,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剧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
1963年秋季,兰考县一连下了13天雨,雨量达250毫米。大片大片的庄稼汪在洼窝里,渍死了。全县有11万亩秋粮绝收,22万亩受灾。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和县委的同志们全力投入了紧急的生产救灾。
那时候,他的肝痛常常发作,有时疼得厉害,他就用一支钢笔硬顶着肝部。
焦裕禄,出生在山东淄博一个贫农家里,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迫上吊自杀了。他从小逃过荒,给地主放过牛,扛过活,还被日本鬼子抓到东北挖过煤。自从参加革命一直到当县委书记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
1964年春天,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无论开会、作报告,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
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他对自己的病,是从来不在意的。
县委的同志们劝他疗养,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
焦裕禄到地委开会,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
地委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诊断病情,开了药方,因为药费很贵,他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强他服下,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
那天,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和他一同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去。走到半路,焦裕禄的肝痛发作,疼得蹬不动车,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刚到公社,大家看他气色不好,就猜出是他又发病了。
公社的同志说:“休息一下吧。”他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公社的同志一边汇报情况,一边看着焦裕禄强按着肝区在作笔记。显然,他的肝痛得使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指间掉了下来。汇报的同志看到这情形,忍住泪,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而他,看来还是神情自若的样子,说:“说,往下说吧。”
1964年的3月,兰考人民的除“三害”斗争达到了高潮,焦裕禄的肝病也到了严重关头。躺在病床上,他的心潮汹涌澎湃,奔向那正在被改造着的大地。他满腔激情地坐到桌前,想动手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但是,文章只开了个头,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县委决定送他到医院治病去了。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啊!一年多来,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了一百二十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斗争。正像一位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战斗啊!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他还郑重地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要县委的同志好好准备材料,等他回来时,向他详细汇报抗灾斗争的战果。
那是个多么令人悲恸的日子呵!医生们开出了最后的诊断书,上面写道:“肝癌后期,皮下扩散。”医生怀着沉重的心情,低声说:“焦裕禄同志最多还有二十天时间。”
“医生,我求求你,我恳求你,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是个灾区,俺全县人离不开他,离不开他呀!”在场的人都含着泪。
焦裕禄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后,县上不少同志去郑州看望他。县上有人来看他,他总是不谈自己的病。先问县里的工作情况,他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问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问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怎样?问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
五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县委的一位副书记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当焦裕禄用干瘦的手握着他的手,两只失神的眼睛深情地望着他时,这位副书记的泪珠禁不住一颗颗滚了下来。
焦裕禄问道:“听说豫东下了大雨,雨多大?淹了没有?”
“是没有淹!排涝工程起作用了。”副书记一面回答,一面强忍着悲痛给他讲了一些兰考人民抗灾斗争胜利的情况,安慰他安心养病。
副书记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着焦裕禄,鼻子一酸,几乎哭出声来。他带着泪匆匆地告别了自己的战友……
谁也没有料到,这就是焦裕禄同兰考县人民,同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一别。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四十二岁。
(节选自《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有删改)
【背景资料】1965年12月穆青和新华社记者冯健来到中原,得知焦裕禄的事迹,在采访中被现场看到的、听到的故事深深震撼,先后七易其稿,确认真实准确,写下这篇通讯。1966年2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新华社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焦裕禄这个名字传遍了全国各地,震撼了千千万万颗心灵。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然则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 , 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
然则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爱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爱生。”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是以仁者非之。
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
(选自《墨子•兼爱中》)
凡天下祸篡A怨恨B可使C毋起者D以相爱E生也F是G以仁者H誉之。
①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
②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
初发扬子寄元大①校书
韦应物
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
归棹洛阳人,残钟广陵树。
今朝为此别,何处还相遇。
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
【注】①元大(大是排行)是韦应物在广陵的朋友。此诗写于公元763年,此年安史之乱刚结束,吐蕃又入侵长安。
会议还未开始,会场里 A , 许多久别重逢的同志相互寒喧、敬礼、握手。毛主席、周副主席、张闻天总书记、彭德怀等同志先后走进会场,会场里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毛主席说扳着手指说:“我们走过了闽、粤、湘、赣、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一军团统计,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 B 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长征万岁!”会场里刹时升起欢呼声。
“二万五千里长征万岁!”口号声 C 。
毛主席略略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我们越听越激动,越听越高兴,深深感到:胜利来之多么不易!
这时太阳在天空露出了笑脸,阳光灿烂,也许是刚才骑马狂奔出了阵汗,衣服湿了,现在骤然一热,我身不由己的打了一个寒噤,但还继续听着毛主席讲话,只觉得周身的热血直往上涌。
第19届亚运会于2023年9月23日至10月8日在杭州举办。根据相关部门介绍,杭州亚运会吉祥物是充满深厚文化底蕴和承载时代活力的一组机器人,组合名为“江南忆”。“江南忆”出自唐朝诗人白居易的名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三个吉祥物取名“琮琮”“莲莲”“宸宸”。琮琮代表良渚古城遗址,名字来源于代表性文物玉琮,其形象展现了不屈不挠、坚强刚毅的精神;宸宸代表京杭大运河,名字源于京杭大运河的标志性建筑拱宸桥,其形象展现了海纳百川的时代精神。莲莲代表西湖,名字来自西湖中的接天莲叶,其形象展现了精致和谐的人文精神。“江南忆”组合的诞生,旨在传递友谊、激情和包容的亚运精神,同时也展示了杭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自然风光。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为杭州亚运会加油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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