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心理美学是一门对音乐进行哲学式思考的学问，是从音乐心理学角度上研究音乐审美的交叉学科。它的特点在于音乐学与心理学和美学的结合，从心理学的方向来研究音乐审美。
对我国音乐作品中的心理学要素进行梳理，不可避免从历时性的角度来挖掘古代音乐作品的思想根源。
中外哲人都曾阐明音乐与哲学间的互利关系，亚里士多德说：“诗是比历史更哲学的，那么音乐则比诗更哲学。”世界上许多民族和地区的神话故事都伴随着音乐的搭配，音乐为古老的人类文明编织神话形成的集体记忆，唤起人们对家乡的向往与思念。作为现代视角下的音乐学研究者，欣赏音乐的认识活动不能囿于宗教信仰的神学笼罩，也不能停留在音律节奏的表象，而是关注“有关音乐本质属性、存在方式、展开状态的哲理运思”。
音乐作为一种高于自然的精神结构，其内涵于今日，则更加明晰深刻且具体；“天地万物都同音乐一样，是动态的、不可逆的、变化着的发展过程和蕴含着二元对立矛盾思想的有机整体。”正如米盖尔海夫纳所说，音乐，乃是“通向哲学的一条特殊道路”。
在中国人长达千年的对于“美”的描绘与求索历程中，素有以音乐之美及音乐审美规律为中心议题的价值论探讨——“乐道”，即用哲理运思的方法管窥音乐艺术的本质属性、存在方式和边缘延展。欣赏乐曲、参悟乐道，实则就是将音乐的结构规律与天地的运行法则相关联，古人常推崇“天人合一”，音乐自然而然地被当作沟通天、人之间的桥梁。明清之际伟大的哲学家王夫之认为，只有“志之所之、言之所发”，才符合“乐道”的规律，也唯有此，才能真正诱发创作者和欣赏者内心的深思与灵感，虚静与狂逸。
在古人看来，“德音”才能称之为“乐”。音乐对行为与性格的作用效能集中体现在人们对“乐教”的追求中，因此成为我国古代先哲最早认识并不断加以论证的音乐心理美学命题之一。
儒家诸贤已然意识到了音乐在性格塑造中的成人之用。孔子认为，音乐才是超越诗教、礼教的限制，形成君子人格的最后阶段，能够在心理上塑造、规劝人的行为，陶铸为完美人格并使其由衷地认同这种秩序和情感，形成习惯性自律。孟子强调了蕴含仁爱思想的音乐——仁声在感化人心方面的优越性。可见乐教所具有的能够浸透人的心脾、对人的性格形成如沐春风般塑造功用的举证在儒家诸贤的思想中不乏其例。
《乐记•乐本》有关于“乐”通过声音产生、表达情绪的记载，认为“乐”是人内心的情绪抒发。音乐是人的情绪到达某一特定程度后有感而发的，也便因此拥有记录情绪的功能，能够引起听者某种情绪的共鸣。英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音乐哲学家贝里尼通过测量人的情绪体验，正式提出了诱发理论。在现阶段有关音乐诱发情绪研究成果中，有七种机制被证实具有解释音乐如何引起听众情绪的作用和能力。认知神经科学的引入为音乐情绪方向的心理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为音乐诱发情绪理论在中国古代音乐的分析与探索中打开了一条道路。
（摘编自李海燕《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研究》）
材料一：
被称为“地球癌症”的荒漠化，威胁着全球2/3国家和地区的发展、1/5人口的生存。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近35%的贫困县、近30%的贫困人口生活在荒漠化地区，荒漠化是导致当地贫困的主要原因。“治沙不治穷，到头一场空”，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就绕不开防治荒漠化这一难题。
治理效果经得起看，经济账经得起算。几十年来，80多家企业投身于库布其治沙和沙产业开发中，治沙面积超过6400多平方公里，创造生态财富5000多亿元，提供就业机会100多万人次。在新疆阿克苏，通过种植苹果等经济林治沙绿化，让风沙之源变果园。2019年，阿克苏地区农民人均林果纯收入5015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1%，与2000年相比增长了104倍。
沙退绿进、生态改善，“金山银山”随之而来。治沙与治穷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各地科学开发利用沙区光、热、风等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与加工、沙漠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增加了农牧民就业机会，拓展了增收渠道，加快了脱贫步伐。
在我国北方沙区，进入盛果期的经济林每年产出干鲜果品4800万吨，约占全国总产量的1/3，年产值达1200亿元，重点地区林果收入已占农民纯收入一半以上。近3年来，北方12个沙区省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1000多万。
（摘编自《为“地球癌症”开出“中国良方”》，《中国绿色时报》2020年7月27日）
材料二：
20世纪，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一度扩张，甚至出现了风沙逼近北京的情形。多年坚持治沙，中国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荒漠化和沙化面积“双缩减”，荒漠化和沙化程度“双减轻”，沙区植被状况和固碳能力“双提高”，区域风蚀状况和风沙天气“双下降”。在遥感影像地图上可以看到，中国北方黄沙中的绿色，由过去的一个一个点，连成一片又一片。
中国人在实践中认识到，沙漠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治沙并不是要“消灭沙漠”，而是在尊重科学、遵守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治理人为造成的沙化土地。依托科技创新，尊重自然规律，中国防沙治沙从粗放式走向精细化，治沙“药方”越来越多样，效果越来越明显。
2018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三北工程林区选取30个具有代表性的县（旗、区），开展精准治沙试点。精准治沙，核心是量水而行、以水定绿、林水平衡。近两年来，精准治沙试点开展了近200万亩，区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和提升。在三北六期工程建设中，将进一步扩大精准治沙的范围，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
2013年，中国启动了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补助试点项目。截至目前，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达104个，封禁保护面积达174万公顷。封禁保护消除了放牧开垦等人类活动的影响，让沙区植被逐渐自然恢复。
（摘编自《生态治理，中国给世界带来了什么》，《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7月8日）
材料三：
一代又一代的库布其人在不断摸索中，让越来越多树苗在沙漠中长出了新绿。现在，入夏的库布其沙漠，不再只是干热，也多了几分雨水的滋润。这飘落的夏雨背后，是生态环境的改变。库布其的降雨量，从过去一年不到100毫米，增加到现在超过300毫米。
亿利集团董事长王文彪在回顾治沙30年的历程时说：“我们并不是单纯的种树种草，同样也注重涵养水源，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让库布其形成一个生态系统。我们运用和探索了种植资源保护与繁育技术、珍稀濒危植物种群恢复技术、荒漠栖息地修复技术，生物多样性廊道构建生态大数据监测与人工智能等核心科技，持续提升库布其沙漠的生物多样性水平。我们还建设了库布其生态大数据平台，实现生物多样性‘时空天地一体化’综合监测及动态管理。”
树生雨，雨润树，树护路。有了路，不仅出去方便，深入沙漠腹地种树也容易多了。如今，库布其沙漠中有人开始种植水果和蔬菜，现场尝过的人纷纷竖起了大拇指：“真好吃！”
（摘编自《库布其沙漠，雨水越来越多……》，《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6月17日）
黄土大梦（节选）
杨献平
一个从未来过的人，在火车上睁开眼睛，一色的黄——黄出了叠加与层次，满眼的黄——黄得深入和彻底，整个世界，乃至内心和灵魂，都被这黄贯穿、俘虏了。
陕北的黄，是集中的黄，悲愤的黄，绝望的黄，生存的黄，战争的黄，沉默的黄，飞奔的黄，苍天的黄，大黄的黄，黄天的黄，黄种人的黄，黄帝的黄，黄河的黄。黄得层层叠叠，上下齐黄。黄得丰润，里外冒浆。越是接近，步步河山之间，耳边似乎有连绵的涛声传来，先是汹涌澎湃，雷声轰隆，渐而静默无声，宛若处子。
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土腥味，尽管是五月，干裂的灰尘及其强大的气息依旧明显，看不见的虫子一样蜂拥，呼吸也有些阻隔。慢慢也觉得身体开始发脆，毛囊开始收缩。当然，其中还有一些水汽，很甜，但很硬，有些滋润，也有些粗糙。我知道，这黄土的大地，宛若一个浑圆的大梦，每个进入其中的人，只有在绝境之中，方才会面对苍穹群星，参悟到人生乃至整个人类的秘密，继而校准方向，一击而中。
乘坐出租车穿城而过的时候，我惊异地发现，尽管时代的发展使得整个中国都高楼林立，机车奔走，人们的衣饰乃至居住的房屋也都流光溢彩，俨然当代世界的模样和姿态，但黄土依旧是最本真和显赫的存在，是一种无声的笼罩、反射和涂抹。这种来自大地最本真的色彩，以及干结的块垒，可以硬如铁石，又可以软成血液的黄土，累累山川，道道塬梁，其中充盈和鼓荡着的，仍旧是古老的颜色及其最深刻的呈现、隐喻和担当。
清凉山、宝塔山、王家坪、兰家坪，无处不高耸，无处不圣地，这里的一草一木，甚至不断流散的空气和云霓，也都与近代和当代的中国有着深刻联系。其中的宝塔山，令我想起一个人，他被誉为八百年以来第一完人，也是诗人、政治家和军事家——范仲淹。据说，那白色的高塔颇有神奇之处，建于唐代，其中供奉有舍利子。公元1041年左右，范仲淹奉命驻守延州，与契丹和金国作战。他在延州，时短而效长。一个人克己守正、奋发有为的能量，在传统的帝国之中，无疑是巨大而且积极的。
由范仲淹提拔和倚重的种世衡及其兄弟、儿子们，在延安之于西夏的阻击和防守，特别是种世衡的反间计，使得李元昊损失了他的得力战将野利刚浪棱、野利遇乞两兄弟。种世衡构筑的青涧城，即今延安古宽城，有效地阻挡了契丹和西夏人的铁骑。特别是他对于羌人的信义与诚恳，使得他在异族当中，也享有崇高的威信。
范仲淹和他的部将种世衡，堪称古代边关防御和经略之中的典范。特别是种世衡，其世代忠诚，对属下之关心和爱护，可谓感天动地。史书记载，凡有士卒伤病者，种世衡或是其弟种世材，再或是其儿子总会亲自慰问，安排食宿和疗治方剂。使得属下将士为之甘效死命，这种强大的凝聚力，使得“种家军”也名震一时。种世衡膝下八个儿子，皆为当世之才俊。其后人种师道更是声名远播。
历史的一个铁律是，凡是兴盛的朝代，主要是其当政者与辅政者通力合作、上下一致的结果，同时更是辅政者的人品和修养达到了“天下为公”“达则兼济天下”的境界，才可以实现的。反之，朝代的衰败，也是人的道德修养乃至“私心公行”的问题。面对范公曾经镇守之地，我的内心涌现的景仰与热爱，竟然使得自己有些荣耀的感觉。
这种感觉，大致是与古圣人之心相通的。至于我，不过是先贤大师的子孙，之所以能够在一些地方和时刻，觉察到他们的那种宏大心迹，当然是血脉、文化，精神和灵魂等层面的诸多因素。
这两山夹一河一城的陕北重镇，简短地浏览和穿越，我的内心当中就被突然充盈了，也突然变得蓬勃，还有一些激越与悲怆。气候和地理环境是可以改变人的，尤其是像陕北这样的具有鲜明地理特征和独特气候的地方，数千年以来的文化形成与精神勾勒，黄风的塑造和黄土的雕刻，多旱少雨，泥泞中的跋涉与峁梁沟坎，窑洞中的人间炊烟与生儿育女，风尘中的粗粝和细腻，让我觉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浑厚、笨拙与张扬，以及隐忍的冲撞、礼节的触发与抗击……诸如此类。
陕北，这一片自然和人的地域，历史与现代的叠加和勾勒，引领着每一个进入其中并且在这里觉悟的人。
（有删改）
司空马之赵，赵以为守相。秦下甲而攻赵。司空马说赵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为尚书，习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习赵事。请为大王设秦、赵之战，而亲观其孰胜。赵孰与秦大？”曰：“不如。”“民孰与之众？”曰：“不如。”司空马曰：“然则大王之国，百举而无及秦者，大王之国亡。”赵王曰：“卿不远赵，而悉教以国事，愿于因计。”司空马曰：“大王裂赵之半以赂秦，秦不接刃而得赵之半，秦必悦。内恶赵之守，外恐诸侯之救，秦必受之。秦受地而却兵，赵守半国以自存。秦衔赂以自强，山东必恐；亡赵自危，诸侯必惧。惧而相救，则从事可成。臣请大王约从。从事成，则是大王名亡赵之半，实得山东以敌秦，秦不足亡。”赵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赵，赵赂以河间十二县，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赵之半以强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愿卿之更计。”司空马曰“臣少为秦刀笔，以官长而守小官，未尝为兵首，请为大王悉赵兵以遇。”赵王不能将。司空马曰：“臣效愚计，大王不用，是臣无以事大王，愿自请。”
司空马去赵，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遗劳而问：“秦兵下赵，上客从赵来，赵事何如？”司空马言其为赵王计而弗用，赵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赵何时亡？”司空马曰：“赵将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杀武安君，不过半年。赵王之臣有韩仓者以曲合于赵王其交甚亲其为人疾贤妒功臣令国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
韩仓果恶之，王使人代。武安君至，使韩仓数之曰：“将军战胜，王觞将军。将军为寿于前而捍匕首，当死。”武安君北面再拜赐死。武安君死五月，赵亡。
（节选自《战国策·秦策五》）
①赵赂以河间十二县，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
②赵将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杀武安君，不过半年。
过樊川旧居 (时在华州驾前奉使入蜀作)
韦 庄
却到樊川访旧游，夕阳衰草杜陵秋。
应刘①去后苔生阁，稽阮② 归来雪满头。
能说乱离惟有燕，解偷闲暇不如鸥。
千桑万海无人见，横笛一声空泪流。
【注释】①应刘：汉末建安文人应瑒、刘桢的并称。两人均为曹丕、曹植所礼遇。后亦用以泛称宾客才人。 ②稽阮：西晋嵇康、阮籍的并称。两人均属竹林七贤。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朗朗上口的童谣，赋予节气诗的意境、歌的旋律。四句七言的节气歌，用简洁的方式完成了自然启蒙。一月两节气，如车轮旋转，推着时光匆匆向前。这是一种智慧的结晶，更是一种巧妙的组合，它带着生命的密码和丰富的信息，凝结成一条浩荡的生命长河。
如果我们顺着节气的根脉追溯，最早显现春之端倪的并非柳梢枝头，而是残冬瑞雪。白雪就是写满春汛的素笺，草地就是春潮萌生的家园。始于立春，终于大寒，二十四节气就像天地孕育的二十四个角色，迎来送往，相互守望，在进退自如的秩序中完成四季的轮回。“冬风不过篱，春风钻牛皮”。我确信，春天的抵达是从风开始的，只有借助风的力量，才能冲破冬的封锁。“（ ）”是动态的风；“（ ）”是探问的风；“（ ）”是爱抚的风；“（ ）”是思念的风……唯有春风吹拂的大地，才能见证春光、春阳、春雨、春耕、春种。
①春风送暖入屠苏
②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③春风又绿江南岸
④春风不度玉门关
进入数字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 。无人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农业等新模式应运而生、快速发展，驱动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全方位的变革。赋能千行百业、助力城市乡村，“数字+”正展现出强大的影响力、创造力。
数字经济方兴未艾，在服务美好生活的同时，也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蓄水池。近年来，人社部已发布4批56个新职业，“互联网营销师”“在线学习服务师”等， ， 拓展着职业版图。
推动数字经济新业态持续便民利民， 。新业态蕴藏无限潜力，也面临着“成长的烦恼”。如何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如何平衡数据开发与隐私保护？……这些都对完善制度、规范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段时间以来，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法等法律接连出台，着力夯实数字经济的法治基石，引导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顺应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完善数字经济规则制度、提升数字治理能力，才能更好为数字经济新业态保驾护航。
过去20多年，中国的芯片处理器发展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北斗模式。以龙芯为代表的企业，独立构建技术体系，独立建设产业生态，通过完全自主来实现产品可控。二是高铁模式。以海思为代表的企业，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模式，研发出有竞争力的产品。近年来，出现了第三种模式——5G模式，国内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全球生态建设，通过融入国际生态，打造具有国际优势的产品。这三种模式都需要重视，都对当前中国的处理器发展有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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