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战国时代最后一个儒家大师，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是谓东方世界的精神领袖。荀子认为“人之性恶”，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化性而起伪”，即改变本性之恶，兴起人为之善。他对教育的作用作了极高的评价：“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荀子的基本培养目标是“法后王而重礼法”的“雅儒”，最高目标是“大儒”。他们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是“既智且仁”的“王霸之佐”。其教育内容最重礼经，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认为教学过程有闻、见、知、行四阶段。“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摘编自《荀子》
材料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柏拉图最优秀的弟子，雅典吕克昂学院的创始人，逍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吕克昂学院流传下了47本著作，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广博、最统一的知识体系。他第一次告诉人们，智慧不需要神启，是可以凭借理性和逻辑来认识的。亚里士多德曾经担任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少年时期的老师，他按照希腊文明的最高标准塑造着亚历山大。他让14岁的亚历山大喜爱上了希腊文学与荷马史诗，并对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广阔的知识产生热情。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思想，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提出要求，“做亚洲人的主人，做希腊人的领袖”。这正是“希腊帝国”的精髓—内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隶。这种双重标准的希腊式帝国，是日后欧洲帝国的精神原型与政治模板。
——摘编自潘岳《战国与希腊：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较》
材料一：建中元年二月，遣黜陟使分行天下，其诏略曰：“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行商者，在郡县税三十之一。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各有不便者，三之。余征赋悉罢，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数为准。征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违者进退长吏。令黜陟使各量风土所宜、人户多少均之，定其赋，尚书度支总统焉。”
——[后晋]刘昫、赵莹《旧唐书》卷28《食货志上》
材料二：自代宗时，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至德宗相杨炎，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置两税使以总之，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商贾税三十之一，与居者均役。田税视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定。遣黜陟使按比诸道丁产等级，免鳏寡惸独不济者。敢有加敛，以枉法论。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2《食货志二》
根据自然季节循环的节律，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逐渐形成了以物候、气象、天文等自然现象为标识划分农耕周期、安排农事劳作的二十四节气。
【资料夹】
《夏小正》记载：正月，启蛰（立春）；雁北乡；鱼陟负冰；田鼠出；梅、杏、杝桃则华。
商代卜辞里有分至日的完整记录，并以“析”“彝”指春分和秋分，意思是昼夜平分，又以“因”“九”指夏至和冬至，意思是白昼极长和极短。
战国后期成书的《礼记•月令》中有八个节气的名称：（立）春、日夜分、立夏、日长至、立秋、日夜分、立冬、日短至。
汉武帝在位时颁行《太初历》，将一回归年平分为“二十四节气”。
汉代是节气风俗文化成熟的重要时期，沿袭了先秦的阴阳五行学说思想和刑德观念，朝廷以春庆、夏赏、秋罚、冬刑来对应天道信仰，普通百姓的生活起居也依照一年四季时令的阴阳流转规律来安排，形成了各具节气时令特色的民俗活动。
唐代高僧一行发明了“复矩”测量仪，能准确测出冬至日、夏至日、春分日、秋分日四天正午时刻的日影长度和漏刻昼夜分差。
北宋科学家沈括制订了把二十四节气和十二个月完全统一起来的“十二气历”。
明代崇祯年间，精通天文的徐光启联合汤若望用“定气法”划分节气，成为最符合天象的计时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如今的中国农业是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引进西欧农业模式，加入了许多工业化要素，诸如化肥、农药与机械。但是，生态系统退化明显，建设生态保育型农业的任务却更加困难。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遵循天人合一的思想，传承“二十四节气”背后所包含的理念。
——整理自徐旺生《“二十四节气”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及现实意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