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儒教和欧洲意义上的宗教的真正区别在于一个是个人的信仰，或者可称为教会信仰，而另一个是社会信仰，或者可称为国家信仰。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真正的国家观念。通过给出真正的国家观念，孔子使得这个观念成了一个宗教。
在欧洲，政治是一门科学，但在中国，从孔子时代开始，政治就是一种宗教。孔子在《春秋》这本书里，讲述了这种国家信仰。孔子把这本书命名为《春秋》，是因为书的目标是给出支配兴衰——国家的春天和秋天——的真正的道德原因。在这本书里孔子给出了社会和文明的错乱颓败状态的历史概要，回溯了整个社会和文明的错乱颓败状态下的困苦和不幸，指出其真正原因在于事实上人们没有真正的国家观念；没有他们对国家、对国家元首、对他们的统治者和君主的责任的真正性质的正确观念。
在这本书里，孔子教导说，如同在人类社会中人的所有普通关系和行为，除了利益和恐惧的基础动机之外，还有一种影响他们行为的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一种高于所有利益和恐惧顾虑的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这种动机就是责任；因此在所有人类社会的这一重要关系中，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民与国家或民族的首领之间的关系中，也有责任这种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来影响和鼓舞他们的行为。那么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民忠于国家或者民族的首领，这一责任的理性基础是什么呢？在孔子时代之前的封建时代，由于半家族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形式，国家或多或少是一个家庭，人们并不特别感到他们对于国家首领的责任需要一个非常清楚和坚实的基础，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宗族或者家庭的成员，血缘纽带或者天生感情已经通过某种方式把他们和国家首领，也是他们宗族或家庭的高级成员，绑在一起。如我说过的那样，但在孔子时代，封建时代已经走到尽头；那时国家已经远非家庭可以比拟，那时国家的公民不再是组成一个宗族或家庭的成员。因此，这就需要为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民忠于他们的统治者或君主的责任找一个新的、清楚的、理性的、坚实的基础。孔子在荣誉这个词里为这个责任找到了新基础。
孔子讲述他的国家信仰的四个字是“名分大义”。我把他们翻译为荣誉和责任的重大原则。事实上，孔子教导的哲学和道德的整个体系可以用一个词总结：君子的律法。孔子把君子的律法写作成文并发展成为宗教——国家宗教。这种国家宗教的信仰第一条款就是名分大义——荣誉和责任的原则——它也可以称为：荣誉的法典。
在这一国家信仰里，不但国家，而且所有社会和文明的唯一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的基础就是这一君子的律法、人的荣誉感。没有人的荣誉感，所有社会和文明会立即崩溃而无法存在。
（摘选自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
材料二：
在迄今为止的世界文化中，作为一种社会学说，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仍然是具有自己的独立性的，这种独立性首先体现在它的基本社会模式的独立性上。它为人类建立的基本社会模式不同于西方民主社会的社会模式，也不同于西方专制主义社会的社会模式，甚至也不同于西方社会主义者在自己的学说中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模式。它有仅仅属于自己的对于社会及其社会关系的理解形式和处理形式，有自己独立的社会模式。它的社会模式是在当时“家”、“国”同构的社会存在形式中抽象出来的。武王克殷之后的周王朝是通过分封诸侯的形式建立起自己的整个国家的，得到分封的是其亲属和作为亲属对待的有功的大臣。这个“国”本身就是以一个“家”的形式存在的。直至现在，在我们中国文化中，“国”和“家”还是作为一种同构关系来理解、来接受的。在我们的观念中，“国”就是一个大“家”，“家”就是一个小“国”，在全国范围内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几乎全部可以用家庭内部的血缘亲情关系来理解、来思考、来表现，反之亦然。实际上，这仍是儒家文化给我们建立起的社会观念。这种“国”与“家”的模式，不仅仅是一个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同时更是一个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家”完全被包含在“国”之内，“国”外无“家”。“国”外的“家”不是我们的“家”，而“家”则是“国”的组成部分。“国”是由一个个“家”组成的，“家”外无“国”，少一个“家”，“国”就受一点损害，当所有的“家”都脱离了“国”，“国”就不存在了。“家”和“国”在形式和内容上是完全相同的，只有繁简的差别，没有本质的不同。“家”就是“国”的一种简化形式。这就为孔子建立自己的社会学说提供了方便的条件。他是从分析、理解“家”的关系而分析、理解整个社会的关系的。正是在这种“家”、“国”同构的关系模式中，儒家文化建立起了自己的一个完整的社会学说，并且持续地影响着我们中国人的社会观念和伦理道德观念。
（摘选自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
吴 市
冯 至
子胥忽然听到一片喧哗，看见在不远的地方聚集着一堆人。这些人围拢在一家门前，门前站立着一个高大的男子，那男子满脸怒容，发出租暴的声音说：“我住在这里，本来是清清静静的，不想沾惹你们，天天早晨打开门，是一片绿油油的田野。但是几年来，城里不知为什么容不下你们了，在我的四围左盖起一所房子，右盖起一所房子，把我这茅屋围得四围不透气。我住的本来是郊，不知怎么就变成了郭了。我当然无权干涉你们，但是你们真会搅扰我。一清早就有女人们唱着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外国歌，那样不自然，像是鹦鹉学人说话一般；晚上又是男人们呼卢喝雉的声音。弄得我早晨不能安心研究我的剑术，晚上不能睡眠。你们这些人——”
“你们这群败类，”他的愤恨促使他说出更粗野的话，“你们就和这些腐烂的鱼鳞虾皮一样地腥臭。”
这句话激怒了群众。这人看着这群人的激动，便挽起袖子，他的两只胳膊上露出来两条文饰的毒龙。当他拔起他腰间的匕首时，四围又是一片暂时的平静，平静中含着一些悚惧。正在这瞬间，门内走出一个老太婆——
“专诸，进来吧！你又在闯什么祸？”
那人听见母亲在门内呼唤他，他的愤怒立即化为平静，把匕首插入鞘中，向人群投了一个轻蔑的眼光，走进去了。
子胥在一旁看着这幕剧，心里有些惊奇。他从那老太婆的口中知道，这个“人的憎恨者”叫作专诸。他想，那些人从早到晚在搅扰他，使他不能清静地生活，如今他不能不愤怒了，这愤怒，谁能平息呢？只有那四围是和平围绕着的老母，因为他多少年平静的生活都是和他的母亲一同度过的，所以平静也永久凝集在他母亲的身上。
有人在拍子胥的肩，使子胥吓了一跳。他端详一些时，才认识出是少年时太学里的一个同学。那人望着子胥，半惊半喜地说：“我看你有些面熟，我不敢认，你莫非是精于射术的子胥吗？你怎样也会到这里来呢？”子胥还没有回答，那人接着说：“我在这里已经很久了，这里的同乡并不少。我在这里教音乐，你知道，一个新兴的国家是怎样向往礼乐……”
子胥不愿意遇见熟人，他听了这话，面前好像又看见有一片污泥，同时他想起方才专诸所骂的外国歌，必定是这类人给传来的。那人不管子胥在想什么，却兴高采烈地说下去：“你来了真好，这里也有同乡会，自从申公丞臣以来，我们楚人在这里都很被人欢迎。你知道吗，一个新兴的国家是多么向往礼乐！我除却教授音乐，还常常作几章诗刻在竹板上，卖给当地的富商们，他们很愿意出重价呢……
“前些天还来了一位同乡，据说他研究过许多年的祷杌，他在这里一座广场上讲齐桓、晋文、秦穆、楚庄称霸的故事，说得有声有色，招来了许多听众。每个听者都要缴纳一个贝壳，坐在前排的一个大贝壳，坐在后排的一个小贝壳，讲了几天，他背走了好几口袋贵重的贝壳……
“谁说时代乱不容易找金银呢？金银到处都是。”
子胥听着这些话，真是闻所未闻，好像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事，他无法回答。
子胥心中感到无限的苍凉。在林泽，在田野，复仇的事无从开始；一到人间，就又难免遇到些拖泥带水的事，听到许多离奇古怪的话。他一路的遭逢，有的很美，有的很丑，但他真正的目的，还在一切事物的后面隐藏着。他意想不到，这里也有这样多的楚人，他为了避免无谓的纠纷，他不得不隐蔽他的面目；但他为了早一日达到目的，又急切地需要表露他的面目。在这又要隐蔽、又要表露的心情里他一步步地进入吴市。不久，吴市里便出现了一个畸人：披着头发，面貌黧黑，赤裸着脚，高高的身体立在来来往往的人们中间。他双手捧着一个十六管编成的排箭，吹一段，止住了，止住一些时，又重新吹起：这样从早晨吹到中午，从中午又吹到傍晚。这吹箫人好像在尽最大的努力要从这十六支长长短短的竹管里吹出悲壮的感人的声音。这声音在听者的耳中时而呈现出一条日夜不息的江水，多少只战船在江中逆流而上，在这艰难的航行里要显出无数人的撑持；时而在一望无边的原野，有万马奔驰，中间掺杂着轧轧的车声，有人在弯着弓，有人在勒着马，在最紧张的时刻，忽然万箭齐发，向远远的天空射去。水上也好，陆地也好，使听者都引领西望，望着西方的丰富的楚国……
再吹下去，吹出一片周围八九百里的湖泽，这比吴市之南的广大的震泽要神秘得多，那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产；再吹下去，是些奇兀的山峰，在山的深处有钢脉，有铁脉，都血脉似的在里面分布，还有红色的、蓝色的、绿色的宝石。在里面隐埋……吴人听到这里，耳朵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听下去，好像登山一样艰难。
但是谁也含不下这雄壮的箫声了，日当中天，箫声也达最高峰，人人仰望着这座高峰，像是中了魔一般，脚再也离不开他们踩着的地面。
这事传入司市的耳中，司市想，有人在这里吹箫，听说他既不要贝壳。也不要金银，可是为什么呢？他必定是另有作用，要在这里蛊惑人民，做什么不法的事。但当他也混在听众中。一段一段地听下去时，他也不能摆脱箫声的魔力了，一直听到傍晚。他本来计划着要把这吹箫人执入圜土里定罪，但他被箫声感化了，他不能这样做。
他没有别的方法，只有把这事禀告给吴王。
(有删改)
【注】历史小说《伍子胥》写于1942-1943年，取材于春秋时期伍子胥的复仇故事，叙述他由楚至吴的辗转逃亡。小说共九节，《吴市》为第九节，写伍子胥到达吴市，在了解了吴市的一些情况后，采用了独特的方式向吴王自我引荐。
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说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严以明，将知以武。虽无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险。折天下之脊，天下后服者先亡。且夫为从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与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窃以为大王之计过矣。”
“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而大王不与秦，秦下甲兵，据宜阳，韩之上地①不通；下河东，取成皋，韩必入臣于秦。韩入臣，魏则从风而动。秦攻楚之西，韩、魏攻其北，社稷岂得无危哉？且夫约从者，聚群弱而攻至强也。夫以弱攻强，不料敌而轻战，国贫而骤举兵，此危亡之术也。臣闻之，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夫从人者饰辩虚辞高主之节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祸无及为已是故愿大王之熟计之也
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恃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此其势不相及也。夫恃弱国之救，而忘强秦之祸，此臣之所以为大王之患也。
今秦之与楚也，接境壤界，固形亲之国也。大王诚能听臣，臣请秦太子入质于楚，楚太子入质于秦，请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效万家之都，以为汤沐之邑，长为昆弟之国，终身无相攻击。臣以为计无便与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献书大王之从车下风，须以决事。
楚王曰：“楚国僻陋，托东海之上。寡人年幼，不习国家之长计。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闻之，敬以国从。”乃遣车百乘，献鸡骇之犀，夜光之壁于秦王。
（节选自《战国策·楚一》，有删改）
【注】①上地，地名，指韩国宜阳以北地域。
①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严以明，将知以武。
②夫恃弱国之救，而忘强秦之祸，此臣之所以为大王之患也。
岁暮贫甚戏书
陆 游
阿堵①元知不受呼，忍贫闭户亦良图。
曲身得火才微直，槁面持杯只暂朱。
食案阑干堆苜蓿② ， 褐衣颠倒著天吴③。
谁知未减粗豪在，落笔犹能赋两都④。
[注]①阿堵：《世说新语》载，王夷甫因雅癖而从不言“钱”，而称之为“阿堵物”。②苜蓿：草本植物。③天吴：传说中的水神，古代衣服上经常绣刻其像。杜甫有诗“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裋褐”。④赋两都：东汉文学家班固著有《两都赋》。
古代私家园林一般面积较小，多与住宅相连，以山水为骨干，池水为中心，亭、台、轩、榭、楼、阁建在池的周围，所造假山、叠石、荷池 ， 浑然一体。亭台楼榭、曲院回廊无不巧妙安排，以表现大自然的天然山水景色为旨趣。园林布局自由， ， 体现了“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的造园理念，营造出典雅精致、曲折含蓄、变化无穷的意境，构成一幅幅令人流连忘返的艺术画境，使人不出城廓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而得林泉之趣。
与中国传统绘画相似，古代私家园林的园主都注重把命名、题咏与景物的安排结合在一起，将其作为园林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些通过门额、牌匾、石刻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园名和景名，不仅恰到好处地起到了点题和深化意境，也使园林生出许多情趣和内涵，变得更加富有生命力。园名的命名及牌匾、题咏主要是状物写景、抒怀言志，都是为了表达园林主人对先贤及前代名士的仰慕以及归隐林间的志向。而楹联描绘的诗情画意也对园林景观起着 、画龙点晴的作用。
意大利科学家斯帕拉捷习惯晚饭后到附近的街道上散步。他常常看到，很多蝙蝠灵活地在空中飞来飞去，却从不会撞到树上或者墙壁上。这引起了他的好奇：蝙蝠到底凭借什么特殊本领在夜空中自由飞行呢？刚开始，斯帕拉捷认为一定是因为这些小精灵长着一双特别敏锐的眼睛，假如把它们的眼睛遮挡住， 。于是他决定蒙住蝙蝠的眼睛，再放飞它们。然而事实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蝙蝠仍然能够在黑暗中灵巧地躲过各种障碍物，并且敏捷地捕捉飞蛾。 ？于是，他把蝙蝠的鼻子堵住。结果，蝙蝠在空中还是飞得那么轻松自如。最后，斯帕拉捷决定堵住蝙蝠的耳朵，这次蝙蝠没有了先前的神气，像无头的苍蝇在空中东碰西撞，很快就跌落在地。他据此认为，蝙蝠是靠听觉辨别方向的。
后来人们继续研究，终于弄清了其中的奥秘。原来，蝙蝠会用喉咙发出人耳听不到的“声音”，这种“声音”沿着直线传播，一碰到物体就会像光照到镜子上那样反射回来。 ， 并迅速对路况做出判断，从而灵巧地自由飞翔、捕捉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