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嬗变图示
材料二：中国古代的官员考核制度称为“考课”“考绩”。秦朝的《为吏之道》提出“五善”。所谓“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西汉时，上述标准尺度开始有了较大改变。地方官通过“上计”向中央汇报的主要内容已经是“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①。唐代考课标准是“四善”“二十七最”。“四善”主要指的是德、慎、公、勤；“二十七最”则是针对具体部门提出的具体要求。宋代考课标准依据职官不同而有很多具体规定。如对地方守令有“四善三最”，对监司(监察官员 有“七事”等。②
——摘编自李治安、杜家骐《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材料三：中国文官制度的发展是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很少受到外来的影响，不仅历史悠久、从未中断，而且沿革清晰、源流可考。中国文官制度的主宰和灵魂是皇帝，同时，文官机构又是支撑皇帝专制主义统治的重要支柱。中国自秦汉时起，便开始制订文官律。唐六典的出现，则是文官法成熟的标志。经过宋元至明清，以会典的形式为主，形成了文官法的独立体系。
中国古代发达的文官制度对世界各国文官制度的发展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唐代文官制度中的制授、敕授、旨授和判补等影响了日本的近代文官制度。13世纪末以来，马可·波罗、利玛窦等人也介绍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其中便包括文官制度，这对于开阔西方人的视野，传播东方的古代文明起了良好的作用。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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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划线处史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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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本段材料主旨 |
战国 | 荀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教化”的人，将先秦时期儒家教化思想系统化。荀子认为礼与乐是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荀子所说的礼，已不同于西周，而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人伦规范。他以礼来规定君臣、上下、长幼尊卑的等级规范，明确士农工商的职业分工，使其各守其分。此外，荀子还主张“隆礼重法”。他提出“隆礼重法则国有常”、“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 |
汉代 | 汉初学者陆贾提倡“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并得到统治者的赞同，从汉惠帝开始，汉代皇帝都以“孝”称谥号。此外，汉初统治者还厉行节俭，并形成很强的社会感召力。汉武帝时，董仲舒在传统伦理道德基础上，加以总结形成“三纲五常”思想，成为伦理法则。最终使儒家伦理道德转变为封建统治理论。 |
宋代 | 宋代一改唐代《开元礼》以君主、宗室、官僚为对象制定礼仪制度的特点，其修订的宋《政和五礼新仪》多涉及庶人礼仪。宋代的地方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教化，宋仁宗皇祐年间，陈襄知仙居县，撰制《劝谕文》，劝诫乡民：和睦宗族，救恤邻里；各依本分，勤修本业。这是宋代地方官颁布“谕俗文”的开端。 |
明代 | 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由民间自行推举年高德劭之人掌教化，其主要职责即是向民众代宣读并讲解《大明律》及《教民榜文》，使民众知法畏法，不敢犯法；明后期，乡约宣讲明太祖《教民榜文》中的六句话即所谓的“六谕”，不遵守的百姓会受到处罚。 |
——摘编自邢丽芳《儒家教化及其有效性研究》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国古代教化的发展”，自行拟定论题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观点明确、论述充分、史论结合、表述成文、逻辑清晰）
材料一：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的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日益壮大，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部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形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成为中华民族。
——据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材料二：
1979—2004年深圳市人口变化趋势
注：按照深圳市统计局统计数据，2002年以前以1年为标准，居住1年以上的非户籍人口称为暂住人口，2002年以后把居住半年以上的非户籍人口称为暂住人口。
——摘自陈图深等主编《深圳人口与发展：挑战与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