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是传统农耕文明的产物。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使中国人的原乡观念根深蒂固，也使相关情感表达成为文学艺术的母题。在人类为认识、把握世界所创设的各种概念中，可能没有什么比时间和历史更有赖于人的记忆。人有记忆就会有历史，有历史就会有对过往的追思，有追思就会有乡愁。
乡愁作为广义的历史追思，往往被神圣化。比如，在个体生活中，童年总与诗情记忆深度关联，“遥想当年”是遍被士庶的自我叙事方式；在文化上，厚古薄今是常态，历史上的古今争论，往往以复古一方的胜利为终局；在哲学上，形而上的道被历史化，时间的久远性往往被直接等同于真理性。基于这种时间和历史意识，在中国，从旧国旧乡旧人到古物古玩古画，似乎凡是与过往相关的一切均会被珍视。而所谓乡愁，则无非是这种无所不在的历史意识在人情感领域的表征形式。我们必须理解乡愁问题有典型的理想性质。或者用美学的词语来讲，即便我们对童年时代有丰富的记忆，这个记忆也不是对往昔生活的真实复现，而是一种审美记忆或者诗性记忆，它夸饰了原乡本不具有的美丽。
一般而言，乡愁是围绕着个体的情感经验被建构出来的，似乎只关乎个人的经历，但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讲，乡愁的意义绝对不仅止于个体，而是对民族共同体整体有效的情感。中华文明延续了五千年，从中国历史看，中华民族之所以有这种恒久的维系自己文明的能力，显然不是因为私人性的对历史的回望，而是在文明的整体进程中，形成了这一民族关于自身历史的共同记忆。今天，人们习惯于将中华民族称为文化共同体，认为文化价值共识是让大家凝聚在一起的力量，但更深层的原因仍然是存在的，这就是民族共同记忆。由此，个体性的关于历史的回望，就最终汇入到整个民族关于自身历史的论述之中。中国文化的乡愁，就是在这种民族共同记忆中得到了奠基。
由此看来，中国式的乡愁是一个既基于个体记忆又不断外向放大的概念。在核心处，它指向血缘，即从对父母的牵念中获得关于乡愁的最原初经验；其次是父母所居之地，即父母所居，便是故乡。以此为背景，它进而被放大为亲族和家国概念，放大为“四海为家”或“四海之内皆兄弟”，甚至最终被解构为“此心安处是吾乡”。以上序列使乡愁成为一种圈层式结构，它愈趋于中心愈浓烈，愈趋于边缘愈淡化。这是人从血缘共同体逐步迈向人类共同体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以普遍理性克服情感本能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价值逐步让位于群体价值和人类价值，诗的逻辑逐渐演变为哲学的逻辑。但显然的问题是，人愈趋于理性和哲学化也就愈益导致个体的情感无处安放，并由此生发出无家可归的虚无感和悲情意识。
对此，中国文化的伟大，就在于表现出了对诸多对立问题的协调和兼顾能力。比如，既尊重理性又推崇合乎人情的常识，既重视父母之孝又重视兄弟友爱、家国之忠以至天下情怀。这是一种“既要……又要……”的情感多元生发模式，它避免了非此即彼的极端化，也使乡愁表达充满弹性。
（摘编自刘成纪《中国文化艺术中的乡愁》）
材料一
李白在《蜀道难》中这样描写上古时期的蜀国：“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古蜀国的君王蚕丛、鱼凫，历来被认为只存在于传说之中，就连记录了很多上古贤君如三皇五帝的《史记》也没有关于蚕丛、鱼凫的记载。司马迁之后近百年，杨雄编纂的《蜀王本纪》中，才首次出现了蚕丛、鱼凫的名字，“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在东晋常璩的著作《华阳国志》中有这样的描述“有蜀侯蚕丛，其纵目，始称王”，蚕丛的眼睛是竖着的“纵目”，这就更像是神话了。《华阳国志》是本专门记录中国西南地区的地方志，不能算是正史，却是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史的重要文献。
尽管后人把蚕丛当作养蚕的先驱，鱼凫当作训练鱼鹰的鼻祖，奉他们为蚕桑业、渔业的祖师爷。但他们究竟是古蜀人想象中的祖先，还是确实存在过的君王，因为没有考古学的证据，长期以来史学家们并没有定论。
（摘编自《古蜀文明寻踪》
材料二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出土了大批玉石器，考古学家据此判断，这里是古蜀国的古都，传说中的上古国君曾经活跃在这一地区。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中出土了一根长143厘米的金杖，被认为是鱼凫王的权杖。这根金杖由黄金外皮包裹，里面的木杆已经炭化。考古队惊喜地发现在黄金上有精美的图案，靠近端头的一组是前后对称的人头，他面带微笑，头戴五齿高冠；靠近杖的内部，雕刻着扛着箭的鸟，箭的末端刺有一条鱼。蜀国的第三任君主就是鱼凫，捕鱼的水鸟应当就是鱼凫的化身。金杖上戴着高冠的人头，和多达500克的黄金外皮，华贵异常，证明了金杖主人的尊贵身份；而杖上雕刻的鸟、鱼、箭的图案，正是第三代古蜀王——鱼凫的化身。这件遗物的出土，证明了鱼凫的真实身份。在大致相同时间的长江流域，良渚人用玉杖作为权力的象征，而远在西亚北非地区的埃及长老，则是使用权杖作为权力的象征。
（摘编自《古老神秘的古蜀华章》）
材料三
在三星堆遗迹二号坑中出土的纵目人面具是世界上年代最远、形制最大的面具。面具十分另类，它宽达1.38米，高达0.645米，眼睛呈柱状向外凸出，奇异非常，同时却又不失威严，这一特征正好对应了《华阳国志》中“有蜀侯蚕丛，其纵目”的记载。三星堆为何会出现造型如此奇怪的纵目面具呢？考古专家们查阅了大量关于古蜀地的资料，认为古蜀人的“纵目”，很有可能就是缺盐导致的病症。
《中国科学技术史》和《中国井盐科技史》中，都记录了大英县卓筒井。这是我国手工制盐的活化石，而它刚好就位于四川省遂宁市境内，可是这口盐井是宋代庆历年间的产物。也就是说，在殷商时代，古蜀之地是不知道“盐”为何物的，所以古蜀人势必极度的缺盐。而人体一旦缺少食盐，就会使得身体中氯元素和钠元素严重不足，导致头晕眼花、身体浮肿等症状，更严重的人还会患上“甲亢”，而眼睛大幅度“突起”正是甲亢的一种特征。因此，有专家猜测蜀王蚕丛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甲亢患者，他眼球格外凸出。古人不了解这种疾病，认为是神性的象征，是一种“圣人异象”。后人在塑造蚕丛像时，抓住了这一特点，并将其进一步夸张、神化，便有了这种奇特的“纵目”形象。
（摘编自《通天使者——三星堆突目铜面具》
跑警报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本，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这个故事说明昆明警报之多。我刚到昆明的头二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
警报有三种。如果在四十多年前向人介绍警报有几种，会被认为有“神经病”，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对今天的青年，却是一项新的课题。一曰“预行警报”。五华山是昆明的制高点，三个大红球挂出，全市皆见。
一有预行警报，市里的人就开始向郊外移动。大西门外，有一条由南向北的用浑圆的石块铺成的宽可五六尺的小路，据说是古驿道，一直可以通到滇西。路在山沟里，平常走的人不多。有了预行警报，这条古驿道就热闹起来了。从不同方向来的人都涌向这里，形成了一条人河。走出一截，离市区较远了，就分散到古道两旁的山野里，各自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呆下来，心平气和地等着——等空袭警报。
联大的学生见到预行警报，一般是不跑的，都要等听到空袭警报——汽笛声一短一长——才动身。新校舍北边围墙上有一个后门，出了门，过铁道，就是山野了。要走，完全来得及。只有预行警报，联大师生一般都是照常上课的。
跑警报大都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但人也有习惯性，跑惯了哪里，就愿意上哪里。
说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古驿道的一侧，有一片马尾松林，就是一个点。这地方除了离学校近，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马尾松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味，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的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都极舒适外，是因为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零吃。昆明做小买卖的，有了警报，就把担子挑到郊外来了。最常见的是“丁丁糖”。“丁丁糖”即麦芽糖，一个直径一尺多，厚一寸许的大糖饼，放在四方的木盘上。有人要买，糖贩即用一个刨刃形的铁片楔入糖边，然后用一个小小铁锤，一击铁片，丁的一声，一块糖就被震裂下来了，所以叫“丁丁糖”。其次是炒松子。昆明松子极多，个大皮薄仁饱，很香，也很便宜。我们有时能在松树下面捡到二个很大的成熟了的生松球，就掰开鳞瓣，一颗一颗地吃起来。
预行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已经起飞，空袭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进入云南省境了，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连续短音，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来的。空袭警报到紧急警报之间，有时要间隔很长时间，所以到了这里的人都不忙下沟——沟里没有太阳，而且过早地像云冈石佛似的坐在洞里也很无聊，大都先在沟上看书、闲聊、打桥牌。很多人听到紧急警报还不动，因为紧急警报后日本飞机也不定准来，常常是折飞到别处去了。要一直等到看见飞机的影子了，这才一骨碌站起来，下沟，进洞。联大的学生，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对跑警报太有经验了，从来不仓皇失措。
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所知，就有两人。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有删改）
高适者，渤海蓨人也。少家贫，客于梁、宋，以求丐自给。其性傲于权贵，窥察洞明。适年五十始留意诗什，以气质自高，每吟一篇，喜为好诗者称诵。宋州刺史张九皋深奇之，荐举有道科。时右相李林甫擅权，薄于文雅，唯以举子待之，适拂袖而去，客游河右。河西节度哥舒翰见而异之，表为左骁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从翰入朝，盛称之于上前，已而又去。会禄山之乱，征于翰讨禄山，拜适左拾遗兼监察御史，仍佐翰守南阳。及翰兵败，适自骆谷西驰，谒见玄宗，因陈败亡之势曰：“监军李大宜不恤军卒，食仓米饭且犹不足，欲其勇战，安可得乎？且南阳之帅各皆持节，宁有是，战而能必拔哉？陛下因此西幸蜀中，避其虿毒，未足为耻也。”玄宗深纳之，后禄山兵恙果弗及。玄宗嘉之，寻迁侍御史。至德二年永王璘起兵于江东欲据扬州初上皇以诸王分镇适切谏不可及是永王叛肃宗闻其论谏有素召而谋之适因陈江东利害，永王必败。上奇其对，以适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平江淮之乱。兵罢，宰相李辅国恶适敢言，短于上前，乃左授太子少詹事。未几，蜀中乱，出为蜀州刺史，剑南自玄宗还京后，于梓、益二州各置一节度，吏制繁冗，百姓劳敝，适论之曰：“蜀地位在邈远，垂于险绝，以国家言之，不足以厄其势，奈何以险阻弹丸之地，而困全蜀太平之人哉？”疏奏不纳。后梓州副使段子璋反，以兵攻东川节度使李奂，适率州兵从西川节度使崔光远攻子璋，斩之。代宗感其洞明，以黄门侍郎严武代之，还用为刑部侍郎，转散骑常待，加银青光禄大夫，进封渤海县候，食邑七百户。适止轻车谐任，食邑皆封还。永泰元年正月卒，赠礼部尚书，益曰忠。
（节选自《旧唐书·高适传》）
①时右相李林甫擅权，薄于文雅，唯以举子待之，适拂袖而去，客游河右。
②会禄山之乱，征于翰讨禄山，拜适左拾遗兼监察御史，仍佐翰守南阳。
登楼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其四）
杜甫
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生理只凭黄阁老② ， 衰颜欲付紫金丹③。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
【注】①严郑公，杜甫的朋友严武。严武再次成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后，曾写信邀请杜甫，杜甫决定重还成都。②黄阁老，指严武。③紫金丹，指烧炼的丹药，传说可以延年益寿。
青年来到大学，不是为了学习怎样成为社会机器中一个更有效的齿轮，为了自我教育和互相教育。梭罗说，一棵树长到一定的高度，才知道怎样的空气更适合。（ ）
在适合的大学空气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思维训练。掌握知识或参与社会实践，不过是训练思维的必要条件。让青年如何用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或人文学者来思考，才是大学的要义。一个人读大学，不是为了被各种事实头脑，而是要提高自己的心智，培养有效思考的能力、交流思想的能力、逻辑判断的能力以及辨别价值的能力。
相应的，大学精神也就了，那就是自由、通识及德性。
有人曾言，一部世界大学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争学术独立自由的历史。大学之独立自由，并非理所当然，而是相当脆弱的。的权力是它的敌人，巧言令色的功利是它的对手，匍匐在地的庸俗是它的威胁。蔡元培深刻认识此点，故说：“思想自由之通则，正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大意是说，君子应在九个方面多用心考虑：看，考虑是否看得清楚；听，考虑是否听得明白；脸色，考虑是否温和；态度，考虑是否庄重恭敬；说话，考虑是否忠诚老实；做事，考虑是否认真谨慎；有疑难，考虑应该询问请教别人；发火发怒，考虑是否会产生后患；见到财利，考虑是否合于仁义。
班级计划举行《论语》读书会，围绕上述材料展开讨论。孔子所谈的九种美德，你对哪几项感触最深？请以其中两项或三项为基础，结合你的感受和思考写一篇发言稿。
要求：结合材料，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