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周代的律令规定：“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日慈幼，二日养老，三日振穷，四日恤贫，五日宽疾，六曰安富。”汉文帝时，下令县道，“年八十以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宋仁宗时，枢密使韩琦奏请把没人的户绝田募人佃种，把田租贮存起来，用于救济州县郭内之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称为广惠仓。范仲淹在杭州任知州时，在苏州吴县和长洲置田十余顷，将所得租米用来赡养宗族，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中国古代的社会保障“人主承天命以养民者也，民存则社稷存，民亡则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历代封建王朝对鳏、寡孤独和灾民、贫民的救济，虽然没有形成普遍化和经常化的行政机制，而往往表现为统治者个人恩赐的“仁政”。
——摘编自白云、刘芹《中国古代社会救助措施的历史作用与启示》
材料二：西欧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的地区。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诸国已进行一些社会保障立法。1870-1914年，西欧各国都在采取措施、制定方法，建立以社会保险为核心内容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二战后，西欧逐步建立起面向全民的社会保障网，除退休金、失业和医疗工伤三大保险外，还设立了孕、产妇补贴、幼儿、学童补贴等几十种项目。欧共体也逐步形成自己的社会政策。1972年，欧共体“社会行动纲领”把解决失业特别是青年人和残疾人的就业问题列入优先目标之一。
一一摘编自于建定《英国在西欧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材料：中国近现代六次文化转型简表
| 阶段 | 具体表现 |
| 鸦片战争之前：文化自满 | 清朝乾隆时期，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提出了通商的要求，乾隆皇帝却对他们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
| 鸦片战争之后：文化自卑 | 甲午战争之后，严复指出：“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名)，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逮今日而始知其危，何异齐桓公以见痛之日，为受病之始也哉!” |
| 中华民国时期：文化自省 | 国学大师陈寅恪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指出：“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术，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
|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自立 |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报告中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
| 改革开放之后：文化自觉 | 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费先生将“文化自觉”的历程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
——摘编自张继焦、杨林《中国近代以来的六次文化转型》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材料中提取信息拟定论题并加以阐释。（要求：观点明确，史实正确，论证清晰）
材料：1901年1月，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新政上谕，宣布新政变法开始。以1911 年为例，在3亿多两财政支出预算中，军费达到8500多万两，占28.5%；交通、实业等近6300万两，占21.7%；地方自治三项支出为4000多万两，占13.5%。除新政支出外，清政府还需支付巨额战争赔款。根据《辛丑条约》，庚子赔款是以关税作抵押自行筹款，因而清政府主要财源的一半以上需要用于支付庚款。新政废止官捐与禁绝鸦片。为应付上述困境，清政府采取包括财政集权、举借外债、新铸铜元以及发展工商业等。据统计，1903--1911年直接用于新政的外债借款共计4443.74万两；1907年开铸铜元省份达到17个，不断加大铸造规模，从而造成铜元的大幅贬值；此外，由于农业生产停滞不前，政府只能从新兴的工商产业入手获取新税源。以对商业活动征收的厘金为例，1901年时为1600 多万两，到了1908 年就增至2000多万两。
——据《张文襄公全集》等
材料：长期以来，尼克松一直以其强硬的反共立场而著称，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清醒地认识到，越南战争是个无底洞，是“卡住国家喉咙的一块骨头”，它“导致了我们国家分裂和妨碍了任何对国内政策问题作出建设性的处理”。在国际上，由于西欧、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其独立倾向明显增强，美国的实力地位开始受到挑战；苏联利用美国陷人越南战争之机，大力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使美苏实力对比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尼克松政府又将这场战争毫无意义地拖延了4年之久，不仅给印度支那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而且美国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美军死亡20553人，使美军在越南死亡总人数上升至58000人。尼克松政府的越南政策再一次证明只有谈判才是解决冲突和争端的惟一有效途径，依赖武力或武力威胁，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摘编自赵学功《略论尼克松政府的越南战争政策》
材料：杨春增（1929 -1952），河北沙河人。1946年秋，在鲁西南王加垓战斗中，一匹驮着司令部电报密码和重要文件的战马被敌人的炮火震惊了，通讯员杨春增拉住马缰死不松手，马拖着他狂奔了五六里地远，身上多处受伤，直到半夜才安全返回部队，首长和战友们都称他是“了不起的小英雄”。1951 年3月，杨春增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先后参加了第五次战役、阵地防御作战和巩固阵地作战。1952年8月5日，杨春增在朝鲜金城前线的防御作战中，随突击队攻占敌坚固设防的541高地，全歼守敌1个排。他沉着指挥，在纵深炮火支援下，连续击退敌10余次进攻，歼敌400余人。战至下午3时，战友相继牺牲，只剩下他和卫生员牟元礼。最后，十余名敌人冲上了阵地。危急时刻，他命令卫生员到后面联络部队，自己毅然举起最后一颗手雷扑向敌群，与敌同归于尽。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他“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摘编自2021年7月24日《河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