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国内乱，有人建议逃亡在外的公子重耳(公元前697年一公元前628年)趁机回国继承君位，重耳将消息告诉舅舅子犯，舅犯曰：“不可！亡人无亲，信仁以为亲。” ——出自《国语．晋语》 | (鲁)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30年)：臼季……言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 ——出自《左传》 | 孔子(公元前551年一公元前479年)：仁者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出自《论语》 |
材料一：史载武帝好 《公羊》，昭帝传《孝经》《论语》、《尚书》，明帝通《春秋》《尚书》。东汉不少皇帝还亲自讲经，参与诸儒的学术论辩。“议礼、制度、考文，皆以经义为本”，这成为武帝以后汉代政治中较有特色的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儒学不断汲取其他学说的成分以充实和完善自己，为特别注重精神生活的知识阶层提供了一种安身立命之道。加之汉代通经致仕政策的刺激，于是“专事经学，其风甚笃”。儒学特别注重德治，讲求调适人伦，纯化风俗，其义理易为“匹夫匹妇”所认知和认同，故而狱吏走卒、农夫牧人、幼童白首纷纷诵读儒经，研习章句。当时流传这样的话：“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
——据孔毅《汉晋之际儒学信仰的危机与演化》
材料二：
东汉后期至两晋，儒学信仰日渐失效。据《汉书》载：“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同时，“五经”博士解释经文，谶纬附会，各家弟子只能严守家法。而且，身处乱世，人的生命有如草芥，所谓“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随着东汉王朝的分崩离析，一些儒者开始逾越儒家礼度和经学家法，杂采老、庄之说，魏晋玄学兴起。其仍奉孔子为圣人，力图用道家语言解释儒家经典，并开始为儒学体系探求本体论基础，即“名教出于自然”。经过玄学挣扎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洗礼，国人在两晋时期突然拥有了少见的思辨能力和兴趣，这为中国文化与佛救思想的对话奠定了基础。
——据胡绍军《魏晋玄学研究三十年》等
材料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叨，民知所从矣。
——摘自《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二：深衣属于汉服， 因上衣、下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之深衣”，后成为儒生的专有服饰。南宋理学家朱熹曾设计一种礼服，称为“朱子深衣”。朱子深衣的每个细节都融入了儒家礼仪教化的理念。该礼服的上衣为四幅(布)，代表一年有四季，下裳为六幅，破为十二，即由十二片布组成，代表一年有十二个月，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衣袖呈圆弧状以应规，交领处成矩状以应方，代表做人要规矩；后背处一条中缝从颈根到脚踝垂直而下，代表做人要正直。
——据《朱子家礼》等
材料三：1912年孙中山提出要设计既体现革命精神又符合审美需求的新式服装，这就是后来的中山装。中山装是既区别于中国传统服装又区别于西服的新式服装。中山装体现出平民的实用风格，在继承传统理念的基础上也寓意三民主义等新观念：前衣襟有五粒钮扣，代表“五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分立”；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礼义廉耻)”；三粒袖扣，表示“三民主义”。孙中山创立的五权宪法体制和三民主义在服装上得到了体现，中山装成为革命的象征符号。孙中山带头穿中山装，国人竞相效法。中山装成为革命与时尚的象征，风靡一时。
——摘编自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
材料四：建筑室内空间的顶棚，藻井通常只用在宫殿。唐代“一凡王公以下屋舍，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 ……“中庸”的观念体现在建筑平面作对称布置，布局上必须有一条庄重的南北中轴主线，起着中枢神经的作用，也显“中为适应之谓，庸为经久不渝之意” ……建筑“以天为尊”并“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一一据尹晖《中国古代建筑设计与传统文化思想》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