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正是在乡村逐渐走向“消失”之时，人们开始思考乡村的存在意义，“乡土”这个古老的文学体裁成为19世纪人们最热衷表现的对象之一。19世纪英国首次有人提出建立国家公园的建议。“自然保护区保护协会”、“英国乡村保护委员会”等组织先后成立。在乡村保护运动中，英国乡村保护委员会贡献卓著。该组织承认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但强调乡村的传统风景应予保护，城市的无限制扩张必须得到遏制，它促成了很多涉及乡村保护法令的颁布。1932年，英国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城乡规划法》，确保乡村农业和林业用地不受发展规划影响，同时对乡村地区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进行保护。
——摘编自孙立田《工业化进程中的英国乡村改造》
材料二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一批有识之士，深入乡村，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学识与智慧投身于乡村建设实验运动。乡村建设的具体内容包括：改善农村政权，组织乡村自卫；组建各种合作社，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设立各种教育机构，推进基础教育；改善卫生和医疗状况，整治村容和道路，禁绝鸦片和赌博，破除迷信等等。他们将学校当作是“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上述乡村建设运动，当然存在着不少缺陷，相对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背景和普遍贫穷的广大农村，显然不能成为乡村建设派所期望的解决近代中国农村问题的有效途径，更不能成为解决近代中国问题的根本之路。
——摘编自虞和平《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
材料 中法战争结束后，清廷将大治水师定为军国大计，以筹办海防善后事宜的名义，创设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或海署），作为中央主持全国海防活动的独立机构。直至甲午战败、北洋海军覆灭，海军衙门遭致裁撤，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在成立的十年里呈现出复杂的历史面相。一方面直接促成了北洋海军成立。另一方面，海军衙门是继总理衙门之后，于中央出现的又一个临时性专务机构。其政务运作突出表现为大臣集体负责制与先期咨报模式，对全国海防事务只能负有限的集体责任。它的设立既是清廷面临海防、洋务等新局面采取的应变性举措，又是中央借机强化对地方控制力与约束力的标志性事件。
——摘编自徐笑运《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制度建设及其政务运作》
材料 二战后，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国家利益的冲突，美苏之间发生了分裂，欧洲一分为二，东西方之间处于紧张的对峙当中。“赢得了战争，但并没有赢得和平。”这是丘吉尔对战后形势的描述。由此战后呼吁和平，反对战争的呼声特别高涨。1948年8月，由法国和波兰的文化工作者和科学家发起，国际文化工作者保卫和平大会在波兰召开，大会通过宣言，批评美英两国是威胁世界和平的势力。1949年4月，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巴黎和布拉格两地同时举行。1950年3月，世界保卫和平大会通过了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宣言》，要求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1950年11月，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决定成立世界和平理事会。50年代初期，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组织下，全世界掀起了和平签名活动，签名人数最多达6亿多人。这些运动对于朝鲜停战的停火，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结局以及世界局势逐步由紧张到缓和起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熊伟民《和平之声——20世纪反战反核运动》
材料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浙江婺州（今金华）人。在南宋理学阵营中，吕祖谦和朱熹，陆九渊各自创立了自己的学派。清代学者全祖望《宋元学案》中称之为“吕学”。与朱熹、陆九渊相比，“吕学”的特点，则更多地带有调和的折中色彩。曾经随师陆九渊参加鹅湖之会的朱泰卿就曾说过：“伯恭虑陆朱议论犹有异同，欲归于一，其意甚善”。吕祖谦十分注意读史，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极力主张抗金，他对南渡之后50年，“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的情况极为担忧，希望能从根本上予以改变，可惜吕祖谦在从政的18年间，屡被他所说的“隐忧”所困，未能充分发挥他的才干。
——摘编自侯外庐《宋明理学史》
材料 革命与建设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基本命题。革命的发生决不是革命领导者呼风唤雨的结果，须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迫急的现实条件和复杂的国内外环境。革命本身当然不应是革命者的追求目标，革命的动机也不能从革命本身获得真正的诠释。革命虽然是战胜堕落、邪恶、压迫和侵略的迫不得已的正义武力反抗，但它并不仅仅为了这个神圣的过程——为了革命而革命，而是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是为了开辟人类的新生活——“建设”，这正是孙中山和毛泽东所特别强调的。
——摘编自王先明《革命与建设：20世纪中国的时代命题与历史主线》
从材料中提出一个论题（任意一点或整体），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