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疫灾多发期。面对肆虐的疫情，（清代前期）政府将应对疫灾视为荒政的一部分，设立施医局、施医送药，但仅是临时、临事的偶然之举。与官方相比，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为主的社会力量对瘟疫的救疗要积极主动得多，他们与官府合作兴办专门治疗疾疫的医药局，在夏秋时施医送药。由于科学落后，地方社会也常常举行“迎神赛会”、“年中度岁”等集体的祈神活动。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等
材料二 清末卫生防疫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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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
机构／章程 |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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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二年（1873） |
海港检疫 |
中国海港检疫之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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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1902） |
《天津卫生局现行章程》 |
中国地方施行卫生行政的序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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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年（1904） |
北洋卫生局 |
中国第一个区域性防疫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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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一年（1905） |
巡警部—警保司一卫生科 |
全国制度性卫生行政起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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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年（1911） |
《民政部拟定防疫章程》 |
中国第一部全国性防疫法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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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三年（1911） |
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 |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 |
——摘编自李孜沫、陈丹阳《清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建》
材料三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面对各种严重流行的疫病，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加强领导，发动群众，配合生产，深入宣传，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1953年12月召开全国卫生会议，制定了新中国“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地方政府对于组织群众，说服教育，以及各项防疫具体工作，均予以积极推动。在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的不懈努力下，成功地消灭或控制了各种疫病的流行和蔓延，为以后新中国的防疫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大大推动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
——摘编自李洪河《建国初期的卫生防疫事业探论》
材料 德国社会学家W·茨阿波夫提出，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是一种“特殊性”，它们对全球不具有普遍意义，不是众多国家可以模仿的路径。他说：“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只有一条，而且道路还不是直线，是渐进的，对于后进国家来说也不只有一条卓有成效的实现转型的道路。”虽然后发国家还可以从西方学到许多东西，但是现代化并不意味着美国化和西方化，各个国家都应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
——摘编自曹招根《论“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发展模式的多样性》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材料观点的认识，并说明理由。（要求：观点明确，持论有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 近代以来国际社会普遍使用公历，而清朝仍以传统的夏历（农历）计岁。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1912年1月13日，孙中山命令内务部编纂了《中华民国元年新历书》。这本历书与旧历书相比，特点有三：一是新旧历并存；二是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三是旧历书上吉凶神宿一律删除。民国初期的政府公文也是阴阳历并用的。然而，阴阳历并行形成了历法问题上“二元社会”格局：社会上层（机关、学校、团体及报馆）主要用阳历，下层民众（商家、一般市民及广大农民）主要用阴历；阴历在社会上占主流，阳历仅为点缀。1923年《申报》发文评论道：“吾国自光复以来，首改正朔，无如社会习惯不易改变。名义上虽遵用阳历，而种种事实，仍依阴历行之。”
——摘编自左玉河《从“改正朔”到“废旧历”》
材料 珍珠港事件后，日本曾一度在太平洋战场上占据主动，从1941年12月8日至1942年5月底，日军占领了东南亚和西太平洋的广大地区，并重创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和英国远东舰队。然而，由于日本将战线拉得过长，人力、物力资源十分窘迫，相反美国所具有的巨大经济潜力，使美国的军事力量迅速得到了恢复。1942年初开始，美军以四艘航母为基础，加大了对日军太平洋基地的轰炸，战场形势逐渐变得对日本不利。1942年5月，日本大本营为了彻底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派出一支庞大舰队，进攻美军驻守的中途岛，引诱美国海军出来决战。美军则早已获得日军进攻中途岛的情报，集中兵力对日本舰队进行了伏击，日军遭到了重创。此后，日军丧失了在战争初期夺得的海、空控制权以及战略进攻能力，转而采取守势。
——摘编自杨泽伟《20世纪国际关系史》
材料 路易·巴斯德（1822—1895），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他用疫苗战胜了狂犬病、鸡霍乱、炭疽病、蚕病等疾病，被誉为“微生物之父”。法国里尔市是著名的啤酒之乡，当时适值啤酒“生病”变酸，国家损失惨重，巴斯德受命研究，找出来乳酸杆茵使啤酒变质的“病因”，之后研究出对策，发明了加热杀菌法。后来又发现食物腐烂的原因和防止腐败的方法—一这就是现代食品包装和罐头制作采用的“巴氏杀茼法”，从此开创了工业微生物学。英国医生利斯特应用巴斯德的杀菌理论治病，两年内使开刀死亡率从90%降低到15%。此外，抗生素防治细菌感染，饮水清洁供应系统，免疫接种防治病毒疾病都要归功于巴斯德。仅巴氏杀茵牛奶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是十分巨大的……在1881年的“万国医学大会”上，巴斯德说：“科学要有益于同胞，有益于国家，有益于全人类。”
——摘编自韩笑、王芳等《路易·巴斯德——无菌包装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