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过宗族性的血缘组织的民族不乏其例，但像中华早期文明社会中所见的宗族组织与政治权利同构的情形，却属罕见。古代中华文明中，宗庙所在地成为聚落的中心，政治身份的世袭和宗主身份的传递相合，成为商、周文明社会国家的突出特点。政治身份与宗法身份的合一，或政治身份依赖于宗法身份，发展出一种治家与治国融为一体的政治形态和传统。
中国古代从西周到春秋的社会，其基本特点就是宗法性社会。这里所说的“宗法性社会”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并无褒贬之意，乃是指以亲属关系为其结构、以亲属关系的原理和准则调节社会的一种社会类型。在宗法社会中，一切社会关系都家族化了，宗法关系即是政治关系，政治关系即是宗法关系。故政治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都依照宗法的亲属关系来规范。这样一种社会，在性质上近于梁漱溟所说的“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关系的特点是在伦理关系中有等差、有秩序，同时又有情义、有情分。因此，在这种关系的社会中，主导的原则不是法律而是情义，重义务而不重权利。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是脱胎于古宗法社会而来，是不错的。
从早期中国文化的演进来看，夏、商、周的文化模式有所差别，但三代以来也发展着一种连续性的气质，这种气质以黄河中下游文化为总体背景，在历史进程中经由王朝对周边方国的统合力增强而逐渐形成。而这种气质在西周开始定型，经过轴心时代的发展，演变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气质。这种文化气质在周代集中表现为重孝、亲人、贵民、崇德。重孝不仅体现为殷商时期繁盛的祖先祭祀，在周代礼乐文化中更强烈表现出对宗族成员的亲和情感，对人间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热爱，对家族家庭的义务和依赖。这种强调家族向心性而被人类学家称为亲族连带的表现，都体现出古代中国人对自己和所处世界的一种价值态度。从而，这种气质与那些重视来生和神界，视人世与人生为纯粹幻觉，追求超自然的满足的取向有很大不同，更倾向于积极的、社会性的、热忱而人道的价值取向。
在孔子与早期儒家的思想和文化气质方面，与西周文化及其走向有着一脉相承的连续性关系。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孔子对周公的倾心敬仰，荀子以周公为第一代大儒，都早已明确指明儒家思想的根源。可以说，西周礼乐文化是儒家产生的土壤，西周思想为孔子和早期儒家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伦理德性的基础。同时，西周文化又是三代文化漫长演进的产物，经历了巫觋文化、祭祀文化而发展为礼乐文化，由原始宗教、自然宗教发展为伦理宗教，形成了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产生的深厚根基。更向前溯，从龙山文化以来，经历了中原不同区域文化的融合，在政治文化、宗教文化、道德情感等不同领域逐渐地发展，并在西周开始定型成比较稳定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体现为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天民合一的存在信仰、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因此，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是中华文明时代初期以来文化自身连续发展的产物，体现了三代传衍的传统及其养育的精神气质，儒家的价值观也就成为中华文明价值体系的主流。
（摘编选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商鞅变法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既又劝寡人杀之，岂不悖哉！”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节选自《史记•商君列传》）
①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
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孤儿
刘斌立
秦浩又查看了一下打包的行李，确定无误了才去厨房。
他妻子4点就起来煮了红薯粥，他看了看那半锅粥，舀了一碗，又倒进锅里一小半。妻并没有注意到，但仍旧习惯性地提醒他“早饭要吃饱”。
秦浩进屋子只看了一眼孩子，没敢亲她。小家伙睡得浅，弄醒了，知道爸爸要走，必然哭天喊地。一个大背包上了肩，手里还有一个灰突突的大尼龙面料的行李包，秦浩看着妻子，没有再说话，只是下巴抬了抬。妻子知道其中的含义“我走了，家里靠你了”。
这是秦浩每年里都要经历的分离，可能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走下楼，秦浩就看见路灯底下已经有两个同伴在那儿抽烟等他了。他们手里也都有一个大大的尼龙面料的行李包，在路灯下，包上“锡山矿务局”的印字特别显眼。
那几个字也印入了秦浩的眼睛，他手里也有一个。“锡山矿务局”那几个字在他心里狠狠地戳了一下。
曾经锡山矿务局是这个城市最好的单位，不光工资、福利，甚至秦浩背后的那片家属楼，都曾经是这个城市最让人羡慕的。他们手里这个大行李包，就是某年单位组织外出考察学习时，发给每个员工的福利。而如今，秦浩还得用这个包装起自己的衣衫琐碎，出去打工。
三个人相互看了看，点了点头，一起朝矿区大门而去。黑黢黢的矿区内，似乎空无一人。路灯已没几盏好的。三个人抽着烟，倒是烟头一亮一亮的，显出了几分活力。大门口的铁门虚关着，他们发现那儿还站着一个人。
“广路，你怎么又来了？”秦浩先发问。
卫广路把烟头掐了，狠狠用脚踩着，边碾脚边说：“我把娃娃交给我妹妹了，这儿不可能找到工作，我必须出去打工。”
“你走了，你娃儿不是成孤儿了，要不得哦。”另一个声音说。
秦浩赶紧用手止住那人，但是昏暗的灯光中，已看见广路眼神瞬间黯然了。
“算了算了，走，挣到钱再打算。”一只胳膊拉起广路。
秦浩看了一眼大伙儿，边走边说：“也好，又是我们四个一起，互相有个照顾。”
卫广路和秦浩他们一起在外面打工两年了，可是在家的妻子一直到肝部疼痛到无法忍受才去医院，确诊是肝癌晚期，广路赶回家不到三天，妻子就去世了。这个矿区里，很多职工都死于这个疾病。大家其实都知道，有些工种因为当年缺少劳动保护，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侵害。本来有一年大家还准备上访争取一些基本权利，但是就在那年，矿区停产了，接着被宣布为资源枯竭。
秦浩他们坐上了早班长途车，他们接下来的两天都会在路上。长途车要走4个小时，把他们带到省城，他们要换火车北上17个小时，到达北方的一个省会城市。
秦浩是第一批走出去的锡山矿务局的工人。他当年是负责矿区锅炉班的班长，锅炉班负责整个矿区的热水供应，三班倒24小时从不停歇。当年矿场停业，秦浩整整一年都无法在这个城市找到工作。矿场倒了，几万员工和十几万的家属顿时都没有了生计。而这个大山里的小城市，哪里能够承载得了这个负担呢？
秦浩北上之路，经历了三个城市，最终找到了现在的工作，为一个小区的供暖站负责整个冬季烧锅炉。他站稳脚跟后，陆续把自己锅炉班的一帮弟兄都介绍了过来。工作从每年的深秋囤煤开始干起，到次年春天的3月停止。每个冬天，秦浩能挣到一份相当辛苦但至少能让家人温饱一年的收入。而家乡那个城市对他来说，就是个永远想念，但没有希望的地方。
长途车上，司机开了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已经开始播音了。
第一个让秦浩他们打开话匣子的话题是，播音员说为了响应中央关于节能的号召，今年北方城市普遍延后了开始供暖的时间，同时供暖的温度会下降。节能意味着烧炉工工作量减小，虽然只是延后三天，但是秦浩他们似乎已经感觉到今年能拿到手的收入一定会减少。
大家开始七嘴八舌，但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明年春天烧锅炉的工作一结束，必须得留在当地再找找工作，争取多挣点钱再回家。
秦浩没有参与讨论，因为他又听到另外一则新闻。播音员正在念着一串城市的名字，那是国家公布的第二批“资源枯竭性城市”名单。秦浩听到了熟悉的那个名字。
长途车已经盘山走了一段，秦浩回过身去，从车窗回望着已经在大山深处的城市。清晨，那些星罗棋布的灯火，只是那个城市里还没有断息的活力。只是离世界越远，就越像一个孤儿，即将被永远地遗忘在大山里了。
（有删改）
钱穆：凤鸣高岗
邹金灿
1931年，钱伟长投考清华大学，中文科目的试题是《梦游清华园》，他用这个题目做了一篇赋，得了满分，阅卷老师不能改动一个字。同时他也考了历史，试题的要求是：写出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卷数、解释人是谁。应考者中，只有他得了满分。
钱伟长能有远超同侪的文史功力，归功于四叔钱穆对他的熏陶。
1938年，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在此落脚。日本并吞中国的野心，令战争席卷中华大地。敌我力量悬殊这一现实，使一群当时处于中国最顶层的知识人，感觉到中国可能有亡国之虞。他们在困窘与恐惧中思考中国该何去何从。
钱穆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好友陈梦家的鼓励和一再要求下，钱穆答应撰写一本通史。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国史大纲》。
钱穆的弟子严耕望曾说：“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
《国史大纲》出版后，钱穆在重庆等地进行了多场演讲，阐扬传统文化，激励军民抗战士气，声誉日高。严耕望感叹，“国家多难，书生报国，此为典范，更非一般史家所能并论。”
1929年，顾颉刚回到家乡苏州，拜访了当时为苏州中学国文教师的钱穆，借去了钱穆正在撰写的《先秦诸子系年》手稿。回家读了之后，顾颉刚认为，钱穆已经不适合再在中学教书了，便推荐他到中山大学任教，可惜未能成行。
1930年，钱穆到燕京大学任国文讲师，刚进学校，他就展现出了强烈的“中国意识”。有一次，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同事，钱穆以初来乍到的身份，向校长进言：“我一向听说，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里中国文化程度最高的，现在看来是徒有其名，因为我一进校门就看到M楼、S楼，所谓的中国文化在哪里呢？建议改用中国名字。”
满座为之默然。后来，燕京大学召开会议讨论，最后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把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其他建筑以此类推。至于校园里那个景色秀丽的湖该用哪个名字，大家争论不休，最后钱穆定为“未名湖”﹣﹣1949年后，燕京大学被撤销，北京大学迁到燕大，自那以后，未名湖成为北大的代称。
钱穆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一名“传统人物”，确切来说，是做一名中国传统人物。
在北大，钱穆和胡适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其中一个吸引点就是两人的观点往往相反。胡适批判传统文化，钱穆则推扬传统文化的价值。
钱穆毫不客气地表达对胡适的不认同。一次，商务印书馆约请胡适编写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邀请钱穆合写。钱穆拒绝了，明确告诉胡适：“你我关于中国文学的意见迥异，如果各写一本书让读者比对着来读，那样会对读者有益，但合写一本则不行。”
大致来说，抗战之前，钱穆还是与主流学派保持了和而不同的状态。日本人全面侵华的枪声响起，钱穆终于爆发，开始严厉批评新风气。对菲薄传统风气的深忧，遍见于钱穆抗战后所著的书中。在20世纪的学人中，我们很难看到第二个人，像他这样不厌其烦地劝人要多读中国书、要做一个中国人。这也成了他身上一大争议点所在。
1986年6月，钱穆在素书楼结束了一生的教学生涯，媒体蜂拥而至，关注这位耆宿的告别杏坛之作。钱穆对在场的学生说：“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的姓名都被人遗忘了。现在哪人再讲梁任公？……照这样子，将无历史可讲。……求新求变，那真是值得惊心动魄的。”
争议声中，这位老人的温厚与深忧，往往被低估。
抗战前，李埏入读北京师范大学，恰逢在北大任教的钱穆过来兼课。在上大学前，李埏已经读过《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背过不少秦汉文章。当时他认为自己还有些基础，不料听了钱穆几节课下来，不禁怅然若失，“我简直是一张白纸啊！过去的读书，那算是什么读书呢？过去知道的东西，只不过是一小堆杂乱无章的故事而已。”
世人尝道钱穆读书之勤、著述之丰，然而他的天分同样不容忽略。龚鹏程认为，钱穆先生天资过人，”他注《公孙龙子》只花了7天，写《庄子纂笺》也只费了两个月，这都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事。钱先生给人的印象是苦学成名，他也从不炫耀，其实如此捷才，可谓并世无两。”
（选自2015年《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如果只看钱穆晚年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容易觉得这是一个守旧不前的人。事实上，在江南的成长阶段，钱穆就非常关注国内最新的学术动态与思想潮流，自言逐月阅读《新青年》。他的弟子余英时说：“钱先生对于新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一不具备。”
法律与制度正义与否，决定了这个社会好人与坏人谁会占据上风。__________。他们会装作“路人甲”当一名看客。要想改变这样的现实，就必须要从法律制度上确保这个社会的好心人不能流血又流泪，确保那些讹人者受到应有的处罚。
2015年8月17日是网络热销小说《盗墓笔记》中“小哥”张起灵从长白山兑换“十年之约”回归的日子。虽是小说中的情节，为接小哥回家，连日来，有近十万“稻米”（“盗迷”谐音）从全国各地涌入吉林长白山，导致景区不堪重负，民宿全部爆满。下面是各方对此事的态度：
网评：明知这不是现实，只是小说虚构的情节，“稻米”们还蜂拥而至，真是不可思议!
稻米：“用我一生，换你十年天真无邪”。到长白山不仅是与书中人物的约定，更是对《盗墓笔记》陪伴岁月的交代。
景区：长白山旅游部门和安保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为“稻米”提供相关的警务、导引、临时食宿安置等贴心服务。长白山青年联合会还牵头主办了“十年之约，相聚长白”文化交流联欢活动，与广大“稻米”共度稻米节。
对于三方的态度，你的看法如何？请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作文，体现你的判断与思考。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