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以主张“人性恶”而著名，这与孟子所主张的“人性本善”正好相反。表面上看，荀子对人性的评价很低，而事实上恰好相反，荀子的理论可以称之为一种文化哲学。他的理论主旨是认为，一切良善和有价值的事物都是人所创造的。价值来自文化，而文化则是人的创造性成就。因此，在宇宙中，人和天地同等重要。
荀子认为，天、地、人构成宇宙的三个力量，它们又各有自己的作用。“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这是天、地的作用。至于人的作用，则是运用天时地利以创造自身的文化。
按照荀子的看法，人性也应当受到教养，没有经过教养就不可能成善。在《性恶》篇中，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就是人为。荀子的人性论虽然与孟子的正好相反，但是他也同意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他自己也说过“涂（途）之人可以为禹”，即路上的普通人也可以成为禹。这种一致，让有些人认为这两位儒家并无根本的不同，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在孟子看来，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四善端”，人只要充分发展这四善端，就能成为圣人。而荀子的看法是：人生来不仅没有善端，相反地倒是具有恶端。在《性恶》篇中，荀子一方面认定人生来就有贪图利益和感官享受的欲望，另一方面也肯定人生来又有智性，可以使人成善：“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也就是说，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因为人的本性是善的；而荀子认为涂之人皆可以为禹，是因为人有智性。
沿着荀子的思路，势必要引导出这样一个问题：人怎样才能够在道德上达到善呢？既然人生来就有恶端，那善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荀子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首先，荀子指出，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组织。若没有在社会组织中的合作和互相支持，人就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荀子认为，从个人生存的角度来说，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靠各种行业的物品供养，但是一个人不可能兼通各种技艺，一个人也不可能同时管理各种事物，所以人不能脱离社会，否则就会陷入困境。荀子还从人需要在竞争中求生存的角度指出，人们需要联合起来，才能制服其他动物，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
由于这两种原因，人们需要社会组织。为了使社会组织起来，人们需要有共同的行为准则。这就是“礼”。儒家一般都重视礼，荀子则特别强调礼。“礼”是由何而来的呢？荀子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这就是说，先王制定礼（个人行为准则）义（道德），就是为了杜绝社会和思想的混乱。
荀子还说：“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在这里，荀子指出人类社会各种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人们所爱的和所恨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假如有一个人喜欢征服别人，而另一个人喜欢被征服，那么这两个人和睦共处便不成问题；或者人们所喜爱的东西十分丰富，如同空气那么多，那也就不成问题；又或者人们在生活中隔得很远，互不相干，彼此之间的问题也会简单得多。但是，世界并不是如此理想。人们必须在一起生活，又无法避免竞争，于是对每个人的欲望都不能不加以节制。“礼”的作用就是规定应有的节制。有礼，才有道德。遵“礼”而行的人就是有道德的人，违“礼”而行的人就是没有道德的人。
荀子还提出了另一方面的论证。他认为禽兽有父子，有雌雄，这是自然。在人类社会里，有父子关系、夫妻关系，这是文化和文明的产物。这不是自然的恩赐，而是人类的精神成就。人应当有社会关系和“礼”，因为只有它们才使人异于禽兽。从这个方面的论证看来，人的道德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由于人的需要。
在儒家思想中，“礼”的含义十分广泛，它可以指仪式、礼节，也可以指社会行为准则。在上述有关荀子的论证中，“礼”更多的是指后者。这时，“礼”所起的是规范作用，在人满足欲望时，对人的行为加以规范。而在用于礼节、礼仪时，“礼”有另一种作用，就是文化教养，即净化人的情感，使它纯洁、典雅。在这一方面，荀子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摘编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