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分配的类型、模式及媒介与财富分配存在着系统差别，但这无法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即风险常以阶层或阶级专属的方式来分配。在这个意义上，阶级社会和风险社会存在着很大范围的重叠。风险分配的历史表明，风险同财富一样附着在阶级模式之上，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顶层积聚，而风险在底层积聚。就此而言，风险似乎不是废除而是巩固了阶级社会。贫困与安全感的缺乏结伴，招致了大量的风险：而收入、权力和教育上的财富却可以购买免于风险的安全和自由。
随着现代化风险的扩散，换言之，随着自然、健康、饮食等日益受到威胁，社会的区隔和界限也就减弱了。客观地说，在其作用范围内，风险对受它影响的人群展现出了平等化效应。在这个意义上，风险社会根本不是阶级社会，风险处境或风险冲突也不能理解为阶级处境或阶级冲突。只要我们仔细审视现代化风险的特殊样式或特殊分配模式，这一点就会变得更加清楚：现代化风险具备一种内在固有的全球化趋势。事实上，食物链把地球上的每个人都串联起来了。遇到边界，风险下潜而过。空气中的酸性物质不仅侵蚀雕塑和艺术珍品，也早就打破了壁垒，以至于连加拿大的湖水也开始酸化，连斯堪的纳维亚北端的森林也濒临消失。
风险的分配模式包含在全球化之中，但并不完全等同于全球化，因为它蕴含了数量可观的政治炸药：风险的制造者或受益者迟早都会和风险狭路相逢。风险在扩散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具有社会意义的回旋镖效应：就算是豪门富户，也难逃风险的侵害先前的“潜在副作用”，甚至会回击它自己的生产中心。
让我们以农业为例。从1951年到1983年，德国的化肥使用量从每公顷143千克增加到了每公顷378千克；从1975年到1983年，德国的农药使用量从2.5万吨增加到了3.5万吨。这期间，单位产量自然在上升，却赶不上肥料和杀虫剂的消耗增长谷物的产量翻了一倍，土豆的产量增长了二十个百分点。相比于化肥农药的投入，农业产量的增速正在递减。这与自然破坏的累进式扩大形成了鲜明对比。对农户来说，这种破坏就发生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尤使人痛心。
这种令人忧虑的发展有一个突出标志——野生动植物的数量正在锐减。“红色名录”记录了物种面临的生存威胁，是官方的“死亡证明”，而这个名单正变得越来越长格陵兰岛的 680 种植物，有 519 种处在危险之中。草地鸟类的种群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如白鹤、杓鹬和草原石鸥；受到影响的动物还包括地栖鸟类，处在食物链上端的动物如鹰、鹗、蜻蜓，以及那些食物来源日渐稀少而又食性单一的动物，它们常以大型昆虫或植物生长期提供的花蜜为食。
从前“看不见的副作用”成了亲眼可见的主要影响，以至于威胁到了构成初始原因的生产中心本身。现代化风险的生产沿回旋镖的弧线而移动。这一结果不仅使遥远城镇的儿童身上或母乳内的铅含量急剧上升，也在多个层面上削弱了农业生产本身的自然基础：耕地肥力下降，重要动植物消失，土壤侵蚀危害加重。
这种威胁效应的社会循环可以概括如下：在现代化风险的屋檐之下，迫害者和牺牲者迟早都会合为一体。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地球已经身处险境，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区分穷人或富人、白人或黑人、南半球人或北半球人、东方人或西方人。威胁的影响只在它发生时存在，而一旦发生，它又将不复存在，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继续存在因此，这种末日启示般的威胁并没有在威胁的“当下”留下任何可触摸的痕迹。但生态危机就不是这样了。生态危机甚至侵蚀了农业的自然和经济基础，并因此削减了全体人口的食物供给。这种影响有目共睹，它不仅为自然留下了烙印，也触及了富人的钱袋和权势人物的健康。
回旋镖效应不止表现为直接的生命威胁，它也影响传输的媒介，如金钱、财产和正当性。回旋镖效应并不只是向单一的源头发起还击，它会在总体层面上让每个人都受到相同的损害。森林的破坏不仅造成鸟类消失，也会削弱土地和森林资产的经济价值城镇或工业区、高速公路或干线公路都会加重周边土地的负担。德国 7%的土地是否已经因此而受污染或即将受污染，以至于不再适宜耕种了--这一点仍旧悬而未决。无论如何，这里面的道理是一样的：财产正在贬值，并日益遭受“生态意义上的剥夺”。
(摘编自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何博闻、张文杰译)
巴西的维拉帕里西是一座拥有一万五千人的贫民窟，多数人只能住在不起眼的灰石小屋。1954 年，军政府为了促进经济的繁荣，便吸引一些企业到这里生产有害环境的产品。巴西的石油公司选中这里的沿海湿地作为其精炼厂的厂址。之后，巴美合资的磷肥厂、菲亚特、陶氏化学和联合碳化物公司等也很快到来。不久，这里的多数孩子患了哮喘、支气管炎等疾病。1984 年2月，巴西石油公司七十万升原油泄漏，相关人员无一人生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