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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展开为一个历史变迁和衍化的过程。在早期，中国哲学除了先后传播于周边区域，对世界的其他区域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影响。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哲学和世界其他文化传统(包括西方文化)之间，主要表现为空间上的并存关系，而没有内涵上的实质交流和互动。
到了明清之际，情况开始发生某些变化。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开始把西方文化，即古希腊以来欧洲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和科学思想，包括基督教思想介绍、引入到中国。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将中国古代的若干典籍，首先是儒家的经典，翻译、介绍到西方世界。17世纪的时候，儒家经典已被比较完整地译成拉丁文，并渐渐为当时主流的西方思想家们所关注。
在欧洲，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不如中国人，而且，“中国哲学比古希腊人的哲学更接近于基督教神学”。考虑到莱布尼茨时代基督教神学在欧洲仍具有独特的地位，这一评价无疑是相当高的。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同样表现出对中国哲学的多方面肯定。伏尔泰指出，“中国的儒教是令人敬佩的。毫无迷信，毫无荒诞不经的传说，更没有那种蔑视理性和自然的教条”，这里无疑有见于中国哲学(包括儒学)内在的理性精神。
反观那一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和哲学界，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对于传教士介绍的西方思想观念也给予了某种关切，但即使对天主教思想表现出某种认同和肯定的徐光启，也将主要的兴趣放在几何学等科学知识上。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而言，徐光启时代的中国哲学家感兴趣的，主要是其中与几何学比较接近的、形式层面的逻辑学，对其形而上学、伦理学，则很少问津。王夫之认为：“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实测为得之。”这看法无疑受到西方实测之学的影响，但在哲学层面，却很难看到王夫之对西学总体上的正面评价。
可见，明清之际重要的中国思想家，从徐光启到王夫之，对西学都已有不同程度的接触，但他们所关注的主要还是西学中科学与技术的层面，如历法、数学、实测之学，等等，对于哲学层面的普遍思想内涵、价值观念，在总体上并没有给予实质上的肯定。相对于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对中国哲学普遍内涵的关注和实践哲学等方面的推崇，中国哲学家显然没有在这方面给予西学以同样的关切。这里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包括由于缺乏专业哲学家的介绍和阐释，西方哲学难以展示其系统的图景，从而妨碍了中国哲学家对西学的理解；同时，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也容易使中国思想家对外来文化保持某种距离，等等。由此形成的结果之ー，是中西文化之间在这一时期形成某种不平衡或不对称：西方主流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重视超过了中国主流思想家对西方文化的重视。
(节选自杨国荣《超越非对称：中西哲学互动的历史走向》，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