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王国维《人间词话》第三则：“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无论是冯延巳词中的“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还是秦观词中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无不表现出强烈的“我之色彩”。而“无我之境”则不同，不管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或是元好问的“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其中都看不到“我”；或者换句话说，“我”似乎都已消失在“物”之中、被彻底“物化”了，从而进入了“无我”状态。所以，王国维说“无我之境”，是“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理解王国维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①二者都是从“我”与“物”的系来说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境界之中，“我”与“物”的强弱关系有所不同。
在“有我之境”中，“我”的主体意识偏强，而“物”的客观状态偏弱。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词中的所有客观“物”象，无不渗透着“我”的强烈的主观情绪。可以这样说，“有我之境”就是“物”的“我化”，可以叫做“我化之境”。而“无我之境”呢，其中的“无我”，不是真的没有“我”。
中国诗歌向来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关雎序》)，王国维自己也曾说，“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文学小言》)。既然“情动于中”，既然是“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这其中便是有“我”，只不过在“无我之境”中，作为“我”的主体意识不是那么的突出和强烈罢了。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诗中作为“我”的主体意识似乎已然隐退，而作为“物”的客观状态却得到最大的自然呈现。所以，“无我之境”乃是“我”的“物化”，可以称作“物化之境”。
深刻影响了王国维美学思想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在其《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有一段话更能说明“无我之境”产生的这种审美心理状态：“按一句有意味的德国成语来说，就是人们自失于对象之中了，……好像仅仅只有对象的存在而没有觉知这对象的人了，所以人们不能再把直观者和直观分开来了，而是两者已经合一了；这同时即是整个意识完全为一个单一的直觉景象所充满，所占据。”
这就是“我”化于“物”的“无我之境”，是一种“物”“我”合一的审美境界。
②二者都是超越于世俗功利之上的审美境界。
对于“有我之境”很多人都有误解！比如叶嘉莹先生说：“‘有我之境’原来乃是指当吾人存有‘我’之意志，因而与外物有某种对立之利害关系时之境界。”(《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当“我”与“物”之间存在对立的利害关系时，就不是理想的审美状态，而是现实的功利状态。“有我之境”中尽管有“我”，有强烈的“我”的主体意识，但这个“我”不是现实的“利欲之我”，而是审美的“有情之我”。正因如此，朱光潜先生用近代美学中的“移情说”来解释“有我之境”，并认为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其实就是“同物之境”。他说：“‘移情作用’的发生是由于我在凝神观照事物时，霎时间由于物我两忘而至物我同一，于是以在我的情趣移注于物，换句话说，移情作用就是‘死物的生命化’或是‘无情事物的有情化’。”(《诗论》)朱先生的观点，切中肯綮，他提出的“同物之境”，就是因为看到了王国维“有我之境”中“有情之我”的和谐的审美状态，而不是“利欲之我”的对立的功利状态。
③二者没有难易之别、高下之分。
有些人根据王国维所说“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便认为“无我之境”的创造要难于“有我之境”，而在美学品格上，也以为“无我之境”要高于“有我之境”。这实在是对王国维绝大的误解！
如我上述，“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都是超越世俗功利的审美境界。在审美超功利的层面，前者以“有情之我”浸染“客观之物”，达到“物”的“有情化”、“生命化”——也即“我化”，最终实现“物”合于“我”，乃至“物”“我”同一；后者的“无我”，也即庄子的“忘我”、“丧我”。相对于“有我之境”的“物”合于“我”，“无我之境”是一个“我”合于“物”的过程，但最终所臻之境，仍然也是“物”“我”的同一。正因为如此，王国维认为诗词文学作品中，无论是“无我之境”(如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还是“有我之境”(如李后主之“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都能给人以审美的享受，都能“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人生之真理)”(《红楼梦评论》)，从而真正实现人生的慰藉与安顿。
(选自《朱子辉谈〈人间词话〉》有删改)
材料二：
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这两种境界作为中西思想全面碰撞融汇时期的美学理论成果，这位国学大师以“境界”统筹他的诗学，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化诗论方式，吸纳西方大哲如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同时，当中国传统思想面临西方哲学大洗牌时，作为中国文化担当者—一王国维，犹能固守中国传统的诗论方式，径直延续了中国固有的诗话。因而后人剖析王国维的“境界说”这一美学观点，我们既可以看到近代国学是如何转型并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又有助于“中国特色”的美学思想的勃兴。
(选自《浅析王国维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和叔本华的美学思想》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