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中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角度来讲，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所秉持的都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三大流派均未给人赋予宇宙中至高无上的独特地位，也都没有把人与自然看作相互之间毫无关联的独立存在。人工智能是一种正在发展中的前沿技术，并非大自然的产物。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讲，人工智能不应毫无限制地随意发展，其发展应受到引导。甚至有时为了使生命的自然属性得到尊重，其发展应受到一定抑制。这正是许多中国思想家所主张的观点。正是因为中国人受到自身哲学传统中非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强大影响，中国人并未像西方人那样因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强烈的恐慌心理，中国人也并不认为自己的生存受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威胁。一方面，许多中国思想家并不相信人工智能有朝一日会发展到超越人类智能的程度；另一方面，机器或动物在个别方面能够超越人类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许多人对此类现象并不感到奇怪。在道家文化中，长生不老者等超级存在形式并不罕见，人工智能或某种以数字形式存在的智慧完全可以被视为一种超级存在形式。一些儒家学者希望人工智能未来能够融入人类所构建的伦理秩序当中，他们已经开始把人工智能视为人类的伙伴或朋友了。
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对不确定性和变化的容忍度较高。根据《周易》的核心观点，“变动不居”是宇宙的根本存在形式，具有静态特征的“存在”并非宇宙存在的本质，而这种静态存在的观念已于20世纪在欧洲思想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我们可以在儒家思想的许多方面感受到《周易》的影响。例如，儒家认为人应该积极主动地对变化进行预测和应对，这体现出了儒家思想的“人文主义活力”。德国汉学家卫礼贤深受《周易》影响，他指出：“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永远无法摆脱的困境，一切都在变化中。因此，即便我们面临极艰难的局面，我们也应该有所作为以促进未来新局面的形成。”
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共同特征在于都主张人应该自律、持续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并在实现内圣的道路上作出无止境的努力。因此，许多中国思想家认为，在当下这个思考人类未来科技发展方向的时刻，在当下这个人类就由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生存威胁展开讨论的时刻，我们需要回顾自己的过去并意识到也许问题的症结就在我们自己身上。除非我们能够在伦理道德方面进行自我反省并承担起应承担的责任，否则人类是无法制造出在道德上令人满意的人工智能产品的。
(摘编自宋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
材料二：
当今时代，人工智能被认为是科技创新的下一个“超级风口”，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需要我们具备世界眼光、全局思维，不断深化对人工智能内涵、外延、功能和发展前景的认识。
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不仅有助于让技术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而且有助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工智能等技术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一方面，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为人工智能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广阔空间；另一方面，国内很多应用场景为科技企业提供了宝贵的“练兵”机会，亿万网民产生的海量数据为机器学习提供了丰富“原料”，这大大加速了技术的迭代与创新。
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可以预见，作为引领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对世界的影响将远超以往历次工业革命。拥抱人工智能的时代，要求我们树立世界眼光，在思考、分析和解决人工智能问题时站在全球高度，用洞悉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长远眼光来审时度势，进而找准自身位置。
人工智能不是一个孤立的静止系统。从历史层面看，智能革命与前几次技术革命有着本质差异。从蒸汽革命、电气革命到信息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人类学习和适应机器。而在人工智能时代，是机器来学习和适应人类，是人和机器一起学习和创新。人工智能发展包括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三个阶段。虽然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距我们尚远，但我们应运用前瞻思维深入思考未来可能出现的突出问题，如人工智能是否安全可控、人会不会被机器取代、人与机器的责任如何界定等。
人工智能高度发展，其对社会治理、伦理道德、隐私保护等方面的挑战也随之而来。与技术快速走在前面相比，相关的法律规范、社会公德、行为习惯、社会治理构建则相对滞后。只有建立完善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处理好机器与人的关系，我们才能更好、更多地获得人工智能红利，让技术造福人类。我们应加快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步伐，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研究和制定，及早识别禁区，让技术创新更好地造福人类，为全球人工智能伦理研究贡献中国智慧。
(摘编自李彦宏《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