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不能对抗瘟疫，但瘟疫总是刺激着艺术，让艺术变得更具对抗性。瘟疫提示了死亡的迫切性和无可逃避，人们不得不在一种终极性语境中考察人的根本问题：生与死、善与恶、短暂和永恒……瘟疫的流行和大面积的死亡，改造了艺术想象，也改造了关于疾病言说的基本方式。
隐喻是古代关于疾病言说的修辞手段。现代医学诞生前，人们多通过症状的隐喻法则实现对疾病的认知。这种隐喻关系最早由麻风病建立。因其皮损，“不洁”成了疾病修辞的基本语法。而“不洁的皮肤”意象的强大隐喻功能指向身体表面的同时，还暗示了内心和灵魂的“不洁”。这种症候学式的隐喻，也是古典艺术的修辞方式。关于瘟疫和死亡，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逐渐形成了一套隐喻系统。如骼骰骨暗示着身体的脆弱和败坏，指向死亡。而黑死病的晦暗色调，苦痛而神秘的死亡，因罪孽而滋生的恐惧，加剧了信徒脱离尘世的欲望。哥特式教堂瘦削、峭拔，浓重的禁欲主义色彩，神秘的空间形式，呼应着人们对现实病痛的恐惧和对来世的渴望。基督受难的形象，则成为救世主为苦痛生灵代言的象征，成为绝望中人类的安慰。
艺术回顾性地保存了黑死病时代的末世记忆，瘟疫让人们重新思考死亡。人们似乎也从大面积的死亡中，习得了新的审视生命的眼光。在直面死亡的过程中，艺术意外地发展起更为精确的人体素描技术。达•芬奇等人的人体画让人们以直观的方式，来查考生命机体的奥秘。这种貌似旁观的表达，唤醒了人的理性，召唤出对生的希望。艺术在保存记忆的同时，还有一种精神修复的功能。作为死亡反题的则是关于生之欢乐的张扬。死之恐怖和生之狂欢混杂在一起，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作品的共同特征，是对死亡焦虑的克服。
至于当下流行的所谓“新冠肺炎”即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流行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则表现为另一种言说方式。现代科技改变了人们对疾病的认知，疾病不再以隐喻的形态出现。疾病，尤其是病毒性的疾病，首先被理解为复制性结果。这种复制性，使疾病失去了精神含义，不再纠缠于灵与肉的隐喻关系。感染者虽然可能有着不同的症状和感受，但确诊的依据都是核酸梒测，如此一来，疾病被归结为一种基因变异。奇妙的是，现代艺术对于复制的迷恋，无意中获得了病毒的品格。互联网上，关于“新冠肺炎”的言说传播，如同疫病本身的传播一样，信息的变异性复制，以及剧烈“炎性免疫反应”一般的话语风暴，在话语的复制狂欢中，达到了巅峰。然而，这与其说是疫病的艺术化，不如说是语言和艺术话语的“病毒化”。
古典艺术的隐喻方式有着保存记忆的功能，而现代艺术的数码复制方式实际上指向的是经验的符号性的覆盖。经验不再具有深度模式，也不再以隐喻的方式表达为精神深度的某种语义的症候，而是被数码化，表达为重复、增殖、突变和弥散。它不保存，而是堆放；它不修复，而是覆盖，因而，它将在时间中归于感知的麻木和遗忘。遗忘也是一种精神免疫反应，短暂的免疫之后，艺术难免陷于更深的“呼吸窘迫”。
（摘编自张闳《隐喻与复制，或艺术与瘟疫的修辞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