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结尾处的“微斯人，吾谁与归”，范仲淹感慨“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者太少，“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者太少，以致自己缺少同道。该处情志抒写，不仅是为岳阳楼作记，也是范仲淹表明心志的人格写照，宋仁宗阅读后慨然称颂。此文成为散文典范，既在于其文笔优美，更在于其中蕴含的深厚的思想内涵，尤其是由“览物”而引发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触及了中国哲学的“格物”认知。
人与物的关系，是中国哲学思考的主要命题，其要义在于思考人如何对待外部事物。物，是人自身之外的客观存在，是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自然世界，包括金钱、物品、职位、名利等。儒家站在社会秩序中观察人与物的关系，认为人要善假于物；道家站在自然世界中观察人与物的关系，认为人要无待于物。要假于物，便要分清物的事理与本末，这是“格物”意识的来源；无待于物，便要放弃对物的依赖，不必聚焦于物的区分，这是“齐物”观念的基础。《荀子》《庄子》在建构学说时，不约而同将“人如何看待外物”作为立论的基础，可见人与物的关系，是早期思想家建构学理的基础命题。
《大学》是儒家学说的入门读物，言人如何从小我走向大我，其中列举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作为实现内圣外王的路径。“格物”是内圣的起点，也是外王的基点。《大学》并没有对“格物”进行解释，后代学者便莫衷一是。如郑玄训“格”为“来”，认为人善则来善物，人恶则来恶物。李翱言“格物”为“来物”，认为物入于心而不滞，卓然自明。后来二程及朱熹认为“格物”便是“穷尽事物之理”，视“格物”为人对外部世界的理解。陆九渊“心即理”的认知，则消解了“格物穷理"的含义：既然“吾心便是宇宙”，心外无理，心外便无物，“格物”实际是对自己内心的体认。由此，“格物”便成为哲学史上的悬解。
范仲淹作《岳阳楼记》时，“格物”之义尚没有得到宋儒的阐释，郑玄、李翱的解释显然不合文意。司马光认为格物只是“捍御外物”，既缺乏训诂的支撑，也缺少学理的阐释。范仲淹以“览物之情”作为行文脉络，赞美“古仁人”之所以超越“迁客骚人”，在于其不因为自己获得什么而欣喜，也不会因为自己失去什么而伤悲，言外之意，人只有不被外物所困，才能保持恒定的心境，更接近于“格物”关注于人与物关系的原初含义。
宋学有两端，一重革新政令，二重创通经义，朱熹《伊洛渊源录》认为范仲淹是对宋学有渐的人物。其既提携了宋初三先生，又曾传授张载《中庸》，足见其对经义有深刻理解。但他留意于革新弊政，并未着力于经义阐释。欧阳修在《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中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对外在贫富与毁誉的不动于心，正是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态的写照。范仲淹将“格物”认知落实到自己的行为中，体现了宋儒“明体达用”的学术旨趣，践行着“知行合一”的修身传统。
张岱年先生认为“格物”之义，在于衡量事物的本末先后。衡量事物本末先后，最关键之处在于人与物孰先孰后、孰重孰轻。就知识而言，人要理解外部事物，便要“假于物”；就修养而言，要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就要“役物而不役于物”，甚至“无待于物”。范仲淹对人与物关系的理解，明确了人借助外物实现对外部世界的驾驭，方能获取身心自由，而不是让外物成为自己的枷锁或负累，可以视为宋儒对“格物”理解的一环。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以“览物之情”为叙述脉络，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规劝滕子京保持好心态，“格物”原初意义是如何处理人与物的关系，为《大学》八条目之首，是中国学术的内在学理。范仲淹对这一观念的体认与践行，引导了宋学明体达用的风气。
（选自曹胜高《从“览物之情”说起》，《光明日报》2019年2月11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