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发掘的学术贡献
三星堆的发掘在学术上的又一贡献，是证明了上古蜀地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早年曾经指出：“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这一看法与考古发现大体吻合。三星堆青铜器最引人注目的器类首推其大量的青铜造像群，包括各式人面像、兽面像、面具和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立人像。据研究，这些都是供奉和使用于蜀王宗庙里的重器，在古代东亚绝无仅有，与中原文化的传统明显不同。鱼凫王朝以金杖作为王权的标志，也与夏商周三代的九鼎之制不合。这些都说明蜀国的礼制、文化和中原王朝明显不同，而礼制是古代政治共同体最突出的文化表征。正因为如此，直到战国晚期秦灭巴蜀时，蜀仍然被华夏地区视为“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长”为“代表”的意思）也。”而先秦时期戎狄蛮夷与华夏之别，非在人种的差异，惟在文化的不同。看来正是由于这种差异，《蜀王本纪》也说先秦蜀地“人萌椎结左衽（“椎结左衽”为少数民族的发型服饰），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蜀王本纪》成书于西汉晚期以后，距公元前316年蜀亡已很久，此条记载应属几百年以后对先秦蜀地文化不同于华夏的模糊追忆。此种深远的历史记忆，加以古代交通的艰险，遂使李白发出了“不与秦塞通人烟”的浩叹。
不过，如以为地理的阻隔遂使蜀文化与中原素无往来，也是误解。姑且不谈甲骨文中关于蜀的有争议的记载，三星堆文物也为我们提供了蜀地与中原及周邻地区间文化因素相互流动的见证。如遗址中出土的陶盉，就应是来自最早大量使用这种陶器的二里头文化。三星堆大量出土的玉璋，也应与二里头有联系。三星堆出土的三脚型炊器，也非本地固有。此外，“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尊罍，器形制即属于中原文化类型，据研究可能是经由长江中游辗转传来。与三星堆近邻的彭县竹瓦街，也两度出土这类窑藏铜器。当然，三星堆文化自有一套代表自身特色的主流器物群，而上述器物大概除极个别外，基本上都是出自本地工匠之手，并且在制造和流传使用过程中逐渐渗入蜀文化的因素而有了变化，但作为外来文化影响的体现，已足以表明，绝对封闭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从《尚书》、《逸周书》、《左传》《战国策》《史记》《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等传世文献可知，蜀地对外的联系，商周时期仅有零星记载，到春秋战国时期已逐渐增多，尤其与楚、秦二国地域相接，交往互动，总的说来是受到楚秦强大以后的相继挤压，在战国晚期并于强秦，经秦汉终至融入了华夏，成为中华古代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