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1835—1901）的《劝学篇》发行百万余册，并一度被作为中小学教科书。他将卢梭“人生而自由平等”的话在《劝学篇》的开篇以“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方式表达出来，运用天赋人权的理论，从自由、平等的角度对儒家的名分论和忠孝道德进行了反思与批判，认为这样的道德“归根到底是让他人之魂占据我身”。
材料二：左右了清末教育现代化取向的张之洞（1837—1909）著《劝学篇》时，中国正处于甲午战败后。他的劝学如其本人所说：既要正人心，又要开风气。他从本末的角度，认为儒家的圣道即伦纪、心术，是不变的本学，是优于西方的。以此看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民权说则“不可行也”，是“无一益而有百害”的。他认为，“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中国学术精致，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桂勤《从〈劝学篇〉比较福泽谕吉与张之洞的人才观》
材料三：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领袖胡适（1891-1962）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之中，针对各地杂志报章上讨论“中国本位文化”、“全盘西化”的争论，分析并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而他认为“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为过去，没人主张了。但所谓折衷，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摘编自方克立、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