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荒政中,人主的职责有六,宰执的职责有八,监司的职责有十,太守的职责有十六,县令的职责有二十。人主在荒政中,要“一曰恐惧修省;二曰减膳撤乐;三曰降诏求直言;四曰遣使发廪;五曰省奏章而从谏诤;六曰以厚黎元”。宰执在荒政中,要“一曰以燮调为己责……六曰建散财发粟之策……八曰开言路以通下情”。县令要“一曰闻旱则诚心祈祷……六曰由上司觅义仓以赈济……十有一曰听客人之粜籴……十有八曰散施药饵以救民……二十曰除盗贼"。
——摘编自宋·董熠《救荒活民书》
材料二:冬令救济对于贫民是最直接有效的救济方式。如1924年后,在乐山县城,每届年终,慈善团体和少数商家就会筹集钱粮散发贫民,作为冬令救济的款物。1942年10月26日,社会部发布《冬令救济实施办法》,规定各地根据经济情况择要举办以工代赈,小本贷款,平粜粮食,开办半价食堂或粥厂,发售平价衣被,设置庇寒所等。
——摘编自赖静《非独立性:民国时期社会保障的混合形态》
材料三:“中国式减贫”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经济畅通内外循环奠定了基础。出口、投资以及内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为减贫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大规模工业化不断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大规模就业实现普遍式脱贫。第二阶段减贫的核心是由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2013年中国政府启动了精准脱贫攻坚战,将保护式和开发式扶贫进行了有机对接,将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减贫在制度层面进行了整合,构成了中国扶贫的新实践体系。
——摘编自孙靓莹《“中国式减贫”照亮全球脱贫之路》
材料一:许多人误以为:在19世纪上半期,中国已经有了正确的思想文化,已经有了正确的领路人。魏源的《海国图志》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能够呼喊出学习“蛮夷”的口号,不管它本身是多么有局限性,无疑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中国社会的矛盾,只不过是腐败的统治者压制已经正确把握中国命运的先进中国人。似乎只要龚自珍、魏源等人当政或他们的主张被当局全盘接受,中国当时所面临的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如果这一说法能够成立,等于说中国的传统方法就可以救中国,西方的方法则是没有必要的。
——摘编自茅海建《龚自珍和他的时代》
材料二: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是不可能的,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一:百年以来,世界政治格局以体系交替的形式向前演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心体系三次更迭。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新的互动原则集体安全机制试图取代原有互动原则大国均势;新互动原则实施失败,成员国再次回到原有互动原则。在雅尔塔体系中,集体安全机制与均势原则密切结合,成为新的互动原则;核武器的出现使得单元互动更加审慎。第三个体系是当今世界所处的一超多强体系(1991年至今)。
——摘编自姚枝仲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界政治格局演进》
材料二:秩序是一种稳定有序的权力关系结构,伴随地缘政治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全球化浪潮而来的是全球秩序的转型,正如亨利·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所论及的: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使得西方世界秩序的普遍性不复存在,西方国家唯有尊重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建立起和谐有序的世界新秩序。
——摘编自周颖《多极化世界的全球传播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