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儒们秉持先秦儒家追求统一的观念，把大一统当作政治理想的首要大事，董仲舒明确提出，“春秋大一统，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在大一统观念的指导下，儒家认为无论是居于中央的“华夏”，还是分居四边的“夷狄”，都是汉朝天予统治下的臣民。汉代在管理四夷的机构上承袭了秦代，也有中央和地方之分，但是设官更加具体，职权更加明晰。在中央机构中，汉朝继承了秦的典客制度，典客的名称在景帝中元六年（前114年）被更为“大行令”，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又把“大行令”改称为“大鸿胪”。汉代对秦朝管理四夷的中央机构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汉武帝时期所进行的改革，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与四夷交往频繁的现状，也表明了汉武帝对四夷的有效统治。
——摘编自林先建《儒家华夷观与汉武帝民族政策研究》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交融推动了胡汉交往交融，承袭而立的李唐皇室本身也带有鲜卑血统。唐高祖李渊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唐太宗进一步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华夷一体”开明民族观，认为夷狄亦人耳。少数民族也因此将太宗尊称为“天可汗”。唐玄宗时延续了这种包容思想，秉持“中外无隔，夷夏混齐”的态度，以宽广的胸怀纳戎延狄，释放吐蕃俘虏，摒弃民族偏见，以至诚之心安抚四夷。在这种民族观的渗透下，唐代统治者针对少数民族实施了更为开明的民族政策。
——摘编自张文玉《唐代和亲与民族关系建构》
材料
清代以来，内地汉民族大规模移民实边，导致云南人口增长迅猛，对棉花、棉布、棉纱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增加，民间资本借此大量涌入云南，进而催生众多商帮从事棉花、珠宝、玉石、生丝、茶叶的贩运。至晚清时期，活跃于云南大理市场的商帮、商人、商贩把外国来的洋货贩卖至内地，而且还收集、出售土货。各路商帮还把英、法等国需要的黄金、白银、黄丝、大锡、鸽、石磺等工业原料及山货药材、土特产品等主要运往缅甸、印度等地，尤其是腾冲商帮，其以贩运洋货、提供原料为主要业务，年出口黄丝迭30万斤。但英国于1886年把缅甸变为其殖民地以后，原来互通有无的商道，成为英国向西南地区倾销商品的通道。原来滇盐入缅，现在是缅盐反倾销于云南，输入云南的棉织品大量增加，输缅的中国土特产品呈现下降趋势。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主要对外商道被封锁，这反而给云南贸易带来了机遇，滇西成为进口棉花、棉纱转运的枢纽，进口棉纱、棉花量竞大幅度增加，出口生丝量竟亦有增长。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川滇桂各省商家鉴于海上运输棉纱的困难局面，乃转向缅甸，经云南陆路转运。云南腾越海关货检棉纱由1938年的18 924担猛增至41 022担，棉花由12 472担增至15 750担。进口货检总值由上年的国币200万元增至380万元。
——摘编自吴臣辉、周伦《试析清代至民国时期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商贸经济特点》
材料一
正是在启蒙思潮与美国革命的冲击下，法国大革命产生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巨大能量。法国建立了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它要求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和其他人权。这样的要求注定了法国革命会超出一国的范畴，发展成一场整个欧洲的革命：因为当时的欧洲还处于专制王权国家的统治之下，而法国大革命却推翻了这一政治原则，其必然会引起整个欧洲的反弹。
材料二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洲各国之间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其实质是原有民族国家开始将更多的“政治权力”相互让渡，依旧保留下来的主要是“文化权力’’。这显示出欧洲民族国家的功能在逐步弱化，逐渐向一个新共同体中的经济文化单位转化。欧洲各国将维护本区域内独特的生活方式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将防务、安全、社会发展等一般性的国家职能转交给了欧洲的相应机构。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陈晓律《欧洲民族国家演进的历史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