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雅典，公民是城邦的主人，成为公民的前提则是为城邦提供兵役。公元前594年，首席执政官梭伦按财产将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并规定了相应的军事义务：第一、二等级公民提供骑兵，第三等级提供重装步兵，第四等级提供轻装步兵和在海军中服役。雅典军队早期的主导力量是陆军。公元前5世纪以后，由于海上贸易的发展，雅典海外冲突和争夺不断，促使雅典开始大力发展海军并且成为海上强国。希腊海军的成员主要来自第四等级的贫农和雇农，他们为城邦提供了舵手、水手长、下级军官、瞭望员、桨手，在雅典海军大败波斯舰队的战争中做出的贡献远大于前几个等级。这客观上提高了他们在城邦内的地位，使得城邦领导者不得不给予他们更多的政治权利。
——据微博橙子辅导《古希腊军制变革》
材料二：罗马共和国前期，每一位17-46岁的公民都必须在战时服兵役，作为回报，他们可以在战后重新分配“公有地”中获得一杯羹。随着罗马霸业的扩大，奴隶制大庄园发展起来，海外行省的廉价粮食也不断输入，小农大量破产，公民兵制的基础遭到破坏。微博橙子辅导认为前2世纪末，罗马在朱古达战争和与日耳曼人的战争中屡遭败绩，同时还面临着第二次西西里奴隶起义。为扩大兵源，执政官马略进行了军事改革，规定凡是自愿且符合条件的人(包括无产者、意大利境外的同盟者、行省居民)均可应募入伍，士兵服役期间国家发给薪饷。
——据王斯德《世界：道通史》
材料一：印第安人原来的人数在2000万左右。就整个新大陆来说，据估计，在哥伦布到来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人口减少了95%……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坐杀手的头把交椅。
——摘编自[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材料二：1918年1月，身处法国北部战壕的士兵开始染上一种特别强大的流感，俗称“西班牙流感”，数千人因此丧生。当时的战场前线，背后是全球有史以来最有效率的供应网络：士兵和弹药从英国、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大批涌来，石油来自中东，谷物和牛肉来自阿根廷，橡胶来自马来西亚，铜来自刚果。而相应的，这些地方都受到了西班牙流感的侵袭。短短几个月内，大约5亿人(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染上了病毒……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次流感就夺走了……大约5000万到1亿人的生命。相较之下，从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是4000万。
材料一：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时曾指出：“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关于巴黎公社的原则，以下两种观点颇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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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一 |
把马克思所说的原则归纳为一条，那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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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二 |
马克思在谈到“公社原则”时，无论是英文还是德文，都是复数，而非单数。所以，公社的原则不是上述一条原则，而是一系列原则，甚至包括当时公社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取消工资之外相关津贴这样的具体规定。 |
——摘编自李元明《正确认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
材料二：巴黎工人缺乏科学理论指导，没有组织为政党，虽然在特殊情况下掌握了巴黎的政权，但却提不出夺取全国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张，最后巴黎公社以失败告终。
——摘编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材料一：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但一般认为以民族主义为寄托的民族国家构建始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霍布斯鲍姆认为，“现代民族主义起源于18世纪末的欧洲，是一个以法国大革命为契机的近代现象”。民族主义是伴随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构建和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出现的，它表现出一个简单的政治原则即“坚持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民族主义是一种以民族共同体为依托，强化民族意识和情感、维护民族传统和特点、强调民族利益的思想观念，它可以发展为一种最具民众动员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运动，其终极目标是建立属于自己民族的民族国家。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结合起来，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下，通过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争取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开始构建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近代民族国家。这一阶段民族主义思潮的核心思想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求实现民族自决，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
——摘编自罗富明《中国近代国家建构思想与西方民族主义》
材料二：苏联主张苏、美、英、中，法5个常任理事国应有否决权，即在对具体问题进行表决时，只要5国中有1国反对，表决即当然无效，只有5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决议方能通过。苏联之所以提出否决权问题，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当时5个常任理事国中只有苏联1个社会主义国家，而美、英两国则主张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坚决反对否决权。直到1945年2月，在苏联雅尔塔会议上，美、英才同意了苏联提出的否决权问题。从此否决权（也称大国一致原则）写入联合国宪章。按此规定，安理会就非程序问题投票表决时，只要5个常任理事国1国不同意，决议就不能通过。事实上，后来动用否决权最多的是苏联，共动用否决权130多次，其次是美国100余次。
——摘编自徐爱贤、华锦彬《否决权由来：苏联坚持在安理会设立否决权》
材料二：面对全球治理失灵，中国政府强调要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要抛弃过时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寻求而不是破坏共识，化解而不是制造矛盾，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要加强在重大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为实现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建立健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推动正面而非负面的“溢出效应”。“以平等为基础”，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权利、机会、规则”平等；“以开放为导向”，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以合作为动力”，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应对，合作是必然选择，各国要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以共享为目标”，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