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到上世纪90年代末，各地发现的具有多种文明因素的史前城址的总数已达到50座左右，它们大都集中在公元前二三千年的一段时间，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平原、长江中游的两湖平原、长江上游四川盆地和内蒙古高原河套地区。对于这众多古城，不少学者意识到它们与传说中“五帝”时代林立的邦国（或方国）是相吻合的，它们应该就是这众多邦国（或方国）的都邑。从这个认识出发，学者又或赋予龙山时期这些邦国（或方国）以“都邑国家”或“城邦国家”的称呼，并认为其时社会已进入了初期文明社会。
--沈长云 张渭莲《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
| 观点和评价 | 出处 | |
| ① | 莽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佐助长官的属员），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 | [东汉]班固《汉书》 |
| ② | 任己而不师古（效法古代），秦氏（秦朝）以之致亡；师古而不适用，王莽以之身灭。 | [南朝]沈约《宋书》 |
| ③ |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 [唐]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 |
| ④ | 王莽最为大胆的改革是对当时重大经济问题的正面挑战，......王莽下令禁止私人拥有大块土地。 | [美]费正清等《中国：传统与变革》 |
| ⑤ | 王莽......打击侵陵小农的豪强势力，这是与多数士族大姓的利益相冲突的。......各地士族大姓都纷纷率领宗族子弟起而反叛，王莽政权终困而覆亡。 |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
| ⑥ | 王莽自幼勤学，拜名儒为师，与饱学英俊之士交游，事母及寡嫂极孝，从而赢得极好声誉。......进入政治舞台后，王养愈加恭谨......拉拢在朝的官僚及在野之名士。 | 林剑鸣等《秦汉简史》 |
| ⑦ | 王莽过于迷信儒家经典，将理想当成现实，确定了完全脱离实际的过高目标。他既缺乏合理的改革方案，也没有推行到底的决心，很快以失败告终。 | 刘泽华主编《中国通史教程》(第一卷) |
| ⑧ | 王莽依照《周礼》设计了一套披着复古外衣的改造蓝图，主要内容有王田奴婢政策等，......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符合客观实际，又无法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 孟祥才《秦汉史》 |
| ⑨ | 王莽的经济政策无论如何是在追求平均主义。由于以往土地、奴婢的自由买卖，造成大土地所有者对农民的压迫。哀帝时期（此时王莽已经控制朝政）实行“限田”。 | [日]鹤间和幸《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 |
阅读材料，概括出其中包含的评价王莽的三个视角，并任选一个视角，结合史实予以说明。
材料一 从汉朝到唐朝，漠北草原上先后出现过由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等民族建立的强大国家。它们虽盛极一时，但其政权组织却是建立在氏族或部落基础之上，并没有打破氏族或部落原来的组织结构和血缘外壳。这种国家被称为“部族联盟国家”。在部落联盟国家中，作为征服者的统治民族与被征服者未能融为一体。一个统治民族在比较强盛的时期，能够控制草原上许多不同民族、部族，这种情况下，部落联盟制的国家建构起来会很快：但是一旦发生问题，比方说严重的天灾，或严重的内江，那么解体得也非常快。因为那些被控制的部族原本的基础并没有被打乱，当统治民族出现问题的时候，原本被统治的那些部族马上可以组织起来，甚至可能取而代之。所以草原上这些部落联盟制的国家尽管一时强盛，往往是旋兴旋废，起得很快，落得也很快。
——摘编自邓小南《忧患与繁荣：北族政权的兴衰》
材料二 成吉思汗将其部队按照十户、百户、千户的方式加以编组，委任了各级长官。蒙古国建立后，将所有的草原牧民都按千、百、十户编制起来，这种制度具有兵民合一的特，点，是蒙古国统治草原社会的基本行政单位。编组千户时，大部分是混合不同部落、氏族的成员重新组成的。尤其是被成吉思汗征服的部族，基本都被拆散，分属于不同的千户。这样，千户、百户制度实际上取代了旧日的部落、氏族结构，蒙古国百姓通过这一制度被纳入严密的组织，在指定的牧地范围内居住，接受赋役征调。千户百户制度瓦解了草原上的原有的氏族部落，逐渐形成了全新而有持久生命力的蒙古民族。
——摘编自张帆等《辽夏金元史》
材料一：“唐宋变革”是中外历史学界广泛讨论的问题。钱穆在《理学与艺术》一文中写道：“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材料二：有些学者对“唐宋变革”采取了比较低调的看法：“不应过分夸大这种变革，两个时期间不存在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人们可对比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
结合宋朝的史实，评析材料一和材料二的观点。
材料一 白银货币化促进了明代的社会转型，也即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这一进程主要由三个方面组成：
进程一：农民从纳粮当差（服役）到纳银不当差，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形成。
进程二：促进了农业走向商业化的过程。
进程三：促进市镇兴起，推动中国近代城市化的进程。
通过海外贸易，大量外银流入中国。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在这一时期是促使全球贸易诞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是凭借本土的变革需求主动走向全球，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的。在16世纪，全球经济体系并不是西方创造的，明代中国曾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体系初步的建构，为此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摘编自高寿仙《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中国向近代的转型---访万明研究员》
材料二 白银货币化，使朝廷不能凭借国家权力，把发行货币作为聚敛财富、解决财政因难的手段。白银货币化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国家无法像印纸钞时那样轻易地把大批社会财富聚于自己控制之下。正是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和白银在民间的普遍使用，才对朝廷所长期坚守的钱钞货币体系构成致命冲击。实际上，白银货币化冲垮了钱钞本位而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摄取社会财富的难度和成本，专制的国家经济权力由此受到严重削弱。
——摘编自陈昆杨小玲《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社会影响》
材料三 白银作为贵金属货币，并不等同于财富，只是作为交换手段和价值符号的货币，只代表着一种兑现财富的能力。所以，通过国际贸易，以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换取“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也不能成为工业原料的白银，并不一定获得真正的利益。中国输出的商品是以资源的高耗费为前提的，包括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而西方输出的是贵金属，这些贵金属是从殖民地掠夺而来的，西方人并没有为此支付应有的成本—没有为此耗费自己的生存资源。这意味着白银流入越多，中国民众赖以维持基本生存的资源流失越多，白银加剧了中国下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贫困。
——摘编自李宪堂《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