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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
经好望角 |
经地中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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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 |
100万~200万磅 |
300万~400万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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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靛蓝、肉豆、药品 |
35万~65万磅 |
70万~100万磅 |
材料一：1356年，查理四世为了谋求德意志地区诸侯对其子继承王位的承认，确立了帝国的七个选帝侯。他们分别是：美因茨大主教、科隆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萨克森－维膝堡公爵、勃兰登堡伯爵、莱茵－普法尔茨伯爵以及波希米亚国王。最初，美因茨大主教是选侯召集人兼帝国摄政和首相，而来自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则长期担任德意志皇帝。1525年，来自勃兰登堡的选帝侯腓特烈当选为条顿骑士团总团长，他宣布改信路德宗教。随后，腓特烈宣布将条顿骑士团世俗化，改为普鲁士公国。此后，用腓特烈家族的国王，一直对内实行开明君主专制治国，不断进行农业、军事、法律和教育改革；对外则通过战争和联姻继承的方式不断增强普鲁士的实力。
——整理自《帝国的北斗——德意志七大选帝侯的故事》
材料二：1300年法王与教会为征税发生冲突，为争取支持，腓力四世召开了由高级教士、世俗贵族和富裕市民组成的三级会议。三级会议从14世纪起成为法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部分，往往是在国王需要征收新税或需要各等级代表的支持处理一些重大问题时才召开，而各等级在同意国王要求的同时也常以司法、行政方面的改革作为交换条件。
——《中世纪欧洲》
材料一：中国明清之际确乎存在着一种其精神特质与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特质多少有些相似的思潮。但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欧洲启蒙运动毕竟是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精神特质有很大差异。首先，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时代。此时的中国，在产业方面，尚只是在工商业较发达的苏（州）、杭（州）等少数地区出现少量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与之相应，社会中尽管逐渐分化出了一个强烈要求发展工商业的市民阶层，却尚远未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就是市民阶层在社会上的势力也显得很单薄，根本不足以与当时仍然强大无比的封建势力相抗衡。其次，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一个具有以“天下为家”和皇权至上为主要特征的政教合一文化传统的社会里。这种文化的实质，在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到了明清之际，主要由于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政治剧变等因素的影响，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摘编自周可真《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近代欧洲启蒙运动》
材料二：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法国的哲学家，在中国形象中发现批评现实的武器。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场争论的结果，似乎都对西方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不利。宗教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政治之争证明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经济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摘自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
材料一：粮食危机爆发前，斯大林虽然曾萌生过采用强制办法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念头，但基本上还是继承了列宁的观点，对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给予了肯定。粮食危机爆发后，斯大林对个体农民经济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认为小农经济是“最没有保障、最原始、最不发达、出产商品最少的经济”，并将其视为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而个体农民则是“最后一个资产阶级”，一直在走“旧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斯大林断言：‘我们在个体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不能进一步发展的。”在斯大林的心目中，个体生产的农民已由新经济政策时期工人阶级的联盟者变为了革命的对象，小农必然摆脱不了在疾风暴雨般的全盘集体化运动中被消灭的命运。
——摘编自张勇《斯大林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评析》
材料二：1933年5月，罗斯福签署《农业调整法》，主要内容包括对自愿减少棉花、小麦、玉米、烟草、稻米、猪和奶制品等所谓“基本农产品”生产的农民给予补贴并发放商品贷款，与农产品加工者签订销售合同并规定销售定额和出口补贴等，其目的是通过限制农产品生产来恢复供求平衡，提高农产品价格，进而恢复农民购买力。在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中，政府对自愿减产的农民的补贴主要来自农产品加工税。
——摘编自张准《论罗斯福新政对美国南部“三农”问题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