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近代中国是世界粮食进口大国。1867—1887年，进口洋米约为38万担。1920年以后，随着洋米进口进入新的阶段，中国米粮主产区的长江流域的洋米进口量也开始增加，年均进口量为1600万担。其中1926年，上海进口洋米已经突破500万担，成为全国进口洋米最多的城市。天津从1921年到1932年的年均进口量达到110万担，东北地区多数年份维持在二三十万担。
——摘编自王浩强《近代洋米进口与中国粮食安全的现实思考》
材料二：随着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大批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城市人口和工业就业人数激增。1953年国家收入粮食540亿斤，支出粮食587亿斤，赤字达47亿斤。东北等产粮区遇到灾荒，使供销局势更显紧张。一些私人粮商又乘机抢购粮食，囤积待机。市场粮价大幅上涨，一些经济困难的城市居民已难以购得必须的口粮，造成人心惶惶。国家据现有情况，只能采取这样的政策：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分配。这个办法，后被称为“统购统销”。国家掌握粮食和原料后，切断了农民同城市资产阶级的联系，促进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到了八十年代，这种价格体系和管理体制已经成为改革的障碍，必须进行改革。
——摘编自金冲及《20世纪中国史纲》
不同社会应因地制宜地选择不同的治理组合。如下图所示，我们将自治、法治与德治画在一个三维坐标图中。S坐标代表自治，L坐标代表法治，V坐标代表德治，三者构成社会治理的“三轴”。SOL是“自治×法治”，SOV是“自治×德治”，LOV是“法治×德治”。其余分布在空间中的组合就是“自治×法治×德治”，在不同社会治理中，自治、法治与德治存在程度上的差异，有的自治水平高，有的法治水平高，等等。我们可以用“自治指数（Self-governance Index， SGI） 、法治指数”（Rule of Law Index，RLI） 、“德治指数”（Rule of Virtue In dex.RVI）来刻画一个社会的治理水平。
——郁建兴、任杰《中国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
根据材料，从中选择一种社会治理组合模式，结合中国史相关知识予以阐述。（要求：阐述合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均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