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曾经的罗马共和国政治领袖波利比乌斯认为：“王政、贵族政体、民主政体都是倾向于代表共同体的一部分利益。”但是，罗马人不执着于政体，他们通过执政官制度、元老院制度和市民大会（公民大会）有效地利用王政、贵族政体、民主政体的优势。这一举措凝聚了松散分布的城邦势力，进一步消解了国内的对立关系，从而建立了统一的体制。在此基础上，罗马与其他区域、城邦（自治市）联盟，形成了罗马联盟，使得能代表共同体利益的政治体系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从而将更多利益单元纳入进来。
——摘编自郑皓文《基于公共政策下的罗马政治改革透视—社会政策的隐藏力量》
材料二
共和并非天然所成的。比如在美国的成长历史中，独立战争的确是其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但一场战争未必就为共和国这种新的政治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同一切初生的制度和组织一样，创始一代的性格和做法都会渗透到这种组织制度之中，进而变成制度的惯性和基因。美国也是如此，独立战争的那一代人基本奠定了美国的政治传统，即便到今天，杰斐逊主义、汉密尔顿主义依然存在于美国的政治辩论之中。共和主义也是精英政治，而独立战争那一代的人就是奠定美国政治制度的精英群体，如埃利斯所言，“政治制度的形态和特征是由少数政治领袖所决定的，他们相互熟识、相互合作又相互冲突，这种合作与冲突在个人性格和理念层面上，塑造了宪法中的制衡原则”。
——摘编自孙兴杰《独立战争一代如何奠定美国根基？》
材料一
国民政府财政部在1933年3月1日颁发《废两改元令》，改一切经济活动的货币单位为银元。自此，银两不再出现在中国的流通市场中。此后，全国范围内货币的流通有了较为统一的规范。虽然这一政策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满足了国民政府对垄断国内金融市场的需求，为后续进行纸币改革、巩固政权有所帮助，但实际上，这次改革也问题重重。流通中的银元质量良莠不齐，给统一和鉴别银元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加之银两、银元兑换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商人蒙受较大损失。此外，这次改革并没有改变中国原有的银本位制，中国货币市场仍受到国际银价的波动以及白银进出口的影响，因此中国的货币主权仍受到他国的控制，这种被动性也是后来推行法币改革的原因之一。
——摘编自邢嘉《国统时期的币制改革与通货膨胀》
材料二
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毛泽东当即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来统一管理全国的财经事务，又调令陈云、南汉宸等人打击以上海为中心的投机活动和势力。政府运用行政手段、铁腕方式查封证券交易所，严惩投机势力，最终在政治上赢得了第一场胜利。投机商投机银元不成，便将剩下的资金全部压在了各类日用品上。陈云将计就计，迅速布局，一方面跟投机商拼囤货，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对此类物资的大规模调运，并在全国范围内囤积粮食、纱布等。另一方面，中财委通过征收税款、发行公债等方式收紧了投机商的银根。1949年11月25日，政府收网，陈云发出信号，同一时间，全国各地开始统一抛售纱布，并不断调低价格。看到商品价格如雪崩一般下跌时，投机商这才发觉不对，赶紧抛出手中的存货，但在这时抛售，只会越抛越亏。至此，这场战斗胜负已分，中国共产党用经济力量打赢了这场棉布之战，人民币也在这片土地上站稳了脚跟。
——摘编自马啸宇《人民币的起源及发展》
材料
虽然中国古代有夷夏之别，但夷与夏可以互相转化，这种夷夏互转的过程，就是华夏化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古代，以中原为中心的对流活动有效地推进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后，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汉族先进的儒家文化，认同“大一统”的正统思想，接受儒家“用夏礼则中国之”的民族观。这种民族观促使各民族日益接近，相互吸收，相互依存，共同缔造了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摘编自刘家和《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特点的几点思考》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古代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自拟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严密。）
材料一
1994年9月，布朗在《世界观察》杂志（1994年第9～10期）发表了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后来又出版了《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他在文章中说：“中国人口每年增长1400万人，收入也在迅速增加。人口的继续增长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使得粮食需求急剧增长。”布朗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将来是否有购买大量进口粮食的能力，布朗的答案是肯定的；二是若中国大量进口粮食，是否有哪个或哪几个国家能够足额提供。布朗考虑到诸多因素，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即“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有潜力能够提供如此多的粮食”。1980年以来，世界平均每年出口粮食2亿吨，其中接近一半来自美国，而美国也承受着农田损失和灌溉用水转为非农业利用之苦。预计从2010年到2050年，美国人口将增加9500万（包括自然增长和移民），美国可供出口的剩余粮食不会增加太多。
——摘编自尹成杰《粮安天下：全球粮食危机与中国粮食安全》
材料二
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首先要依靠各国自身努力，加大农业生产投入，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粮食产量……此外，国际社会还应统筹兼顾，采取综合手段处理好粮食安全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的关系，以实现粮食安全的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卢沙野《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