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蔗糖是汉武帝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从西域进贡来的珍品。唐太宗曾向印度摩揭陀国派出留学生使团学习制糖技术,制出了品质远胜于西域石蜜、颜色黄白的好糖块。据孙思邈《千金要方》记载,此时蔗糖已用于治疗肺寒、咳嗽上气等疾病。两宋时期,王灼编写了世界第一部甘蔗炼糖术专著《糖霜谱》。明清时期,中国人发明了世界领先的“黄泥水淋脱色法”,生产出洁白如雪、颗粒晶莹的“白糖”,糖制品成为大众食品,国外销售区域遍及亚洲、美洲、欧洲等 14个国家及地区。
——摘编自任小宇《中华帝国视野下的蔗糖史》
材料二:明清以来,中国一直是东亚市场的蔗糖输出大国,台湾甚至被称为“东方甜岛”,中国几乎垄断整个东亚的糖品贸易。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甜菜机器制糖业快速发展,甘蔗糖业日渐萎缩,由中国主导的东亚糖业旧格局逐渐瓦解。仅1929年,进口洋糖(以甜菜为原料)高达89万吨,价值银元1.5787亿,超过了中国所有民族工业的产值。
——摘编自赵国壮《近代东亚糖业格局的变动》
材料一:在中世纪传统手工作坊里,欧洲已经出现相当数量的掌握娴熟技术的人才。 18世纪后,传统的家庭或学徒制教育已难以满足人才需求,一些教育家提出,学校教育应该传授知识技能并通过职业技术培训为社会提供大批具备一定知识技能的劳动力。此后,在欧洲各国以学校为基本教育场所,以近代科学知识和技术为主要教学内容的近代职业教育在欧洲各国普遍兴起并得到迅速发展。
——摘编自王川《论西方近代学校职业教育产生的社会条件》
材料二:20世纪90年代后,为了解决传统职业教育模式学生实践能力不足的问题,英国政府加大了对现代学徒制的宣传力度并采取法律和制度建设推动现代学徒制建设。在改革中,英国将传统的政府主导的培训模式逐渐转向企业主导模式,在培训内容、考核、资历认证等方面优先考虑企业的需求,给予企业足够的话语权。英国政府对于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给予同样的地位,推动两种教育的衔接。在新一轮企业主导的学徒制改革中,英国政府将改革重点逐渐转向满足中小型企业的需求。
——摘编自李惠华《英国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发展、特点与启示》
材料:
20世纪40至 50年代 |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1949);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52);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1953);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7);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 |
20世纪60至 70年代 |
向雷锋同志学习(196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 |
20世纪80年代 |
只生一个好(1980);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1981);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1986) |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 |
发展才是硬道理(199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2);誓与大堤共存亡(1998);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非典(2003) |
——整理自韩承鹏《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
根据上述材料,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简要论述。(要求:所拟论题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
材料:19世纪末,部分官员、士绅鉴于国内度量衡杂乱无章的局面,呼吁政府进行改制。在“恪遵祖制,兼采西法”理念指导下,1908年,清政府颁布了《划一度量权衡制度图说总表》和《推行划一度量衡制度暂行章程》,各地度量衡划一工作渐次开展。为推行新制,清政府设立度量权衡局。然而,各地仍习惯于既有行政运行方式,新制的推行多由地方传统部门及官员承担,度量权衡局无法发挥作用。度量衡划一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交易中业已形成的“习惯”,触及不同地域、行业商人利益,新制推行并不如预期顺利。加之中央权力式微,清政府难以掌控各省推行步调,诸多政策和措施被地方搁置拖延。随着四川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相继爆发,清政府忙于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已无暇顾及度量衡的改制。
——摘编自郑成林《清季划一度量衡的酝酿与尝试》
材料:《租借法案》是二战期间美国援助英国及反法西斯国家所出台的一项重要法规。1940年,英国的美元储备就将告罄,无力继续购买美国军火。对此,英国不得不向美国求援。美国因受国内孤立主义思想影响,加之正值大选年,罗斯福在援英一事上非常谨慎。同年12月,罗斯福成功连任,随即委托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主持起草一项援英法案。经过参、众两院反复磋商修改后,《租借法案》得以通过。法案通过的几分钟后,大批军用物资被迅速运往英国。《租借法案》让多边主义者看到了重塑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良机,美国以租借援助为杠杆不断向英国施压,迫使其接受美国所倡导的重塑战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
——摘编自杨永锋《试析<租借法案>在英美经济霸权转移中的作用》
材料:陈亮( 1143年-1194年),字同甫,号龙川,南宋思想家、文学家。陈亮倡导经世济民的“事功之学”,提出“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他反对朱熹颂王贬霸、贵义贱利的观点,认为“霸道”本于“王道”,“王道”又需要以“霸道”来体现;义利并行,缺一不可,“禹无功业,不能成六府,乾(天)无利,不能具四德”。坚持“农商一事也”“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以相病”。陈亮批评《中庸》《大学》为空谈心性的道德性命之学,无补于实际,不能解决抗金统一事业。为此,他撰著了《英豪录》和《中兴遗传》,冀图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中兴复国的借鉴。
——摘编自《陈亮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