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记礼运》
材料二：李大钊把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之上，成为近代实现大同理想从空想到科学的第一人。他把对“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思考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联系起来，构想出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统一的理想社会，并且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具体探讨了实现这一社会理想的具体途径，从而将近代关于社会理想的探讨推进到一个科学的历史阶段。
——摘编自王松涛《论李大钊的大同思想》
材料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全球化本质内容究竟有哪些蕴含？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观念和原则：第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第二，“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作万邦”。第三，实行“开户牖”、互学习、兼收并蓄，“携手共进”。第四，反对侵略战争，维护祖国统一。
——摘编自李慎明《中国传统文化与全球化》
材料 “四大发明”概念的前身“三大发明”由英国17世纪的哲学家、实验科学的重要创始人弗兰西斯·培根提出。培根认为印别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培根的论述为西方近代自然科技的兴起注入了力量。三百四十余年之后，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做出了这样的评论：“火药、指南针、印别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942年，国民党军队屡战屡败，士气不振。蒋介石在重庆约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专家李约瑟。李约瑟很快就在第二年提出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说法，一时之间轰动了整个中国，进而传遍了整个世界。如今，“三大发明”或“四大发明”已经普及到中小学课本和少儿读物当中，成为家喻户晓的口头语言，被全国人民引以为回忆过去的光荣情感和鼓舞未来的滋补力量。
——摘编自张恒涛《中国“四大发明”是外国人“总结”的》
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对材料内容提出自己的一个看法，并予以说明。（要求：看法具体明确，说明必须史论结合。）
材料一：由于众多的耶稣会士纷至沓来，加上一批中国学者的译介，才使西方科技开始传入中国，形成了第一次西学东渐的高潮。这一西学东渐也是与我国的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明末，我国“外寇已深，内乱将起。兵不知如何打仗，国家财政万分困难，而学者则在高谈性理，出入禅道，其无补于世艰可知。利玛窦等人适时输入西学，讲究实用，确有起衰振弊之功，起死回生之效”。中国的有识之士在这种影响下越来越注重经世致用的东西，西学派
正式形成。
——摘编自曹蓉《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科学》
材料二：19世纪仇外恐外的人，在一种古老的基本原理中寻求安慰，即西方科学的各种要素一定是来源于古代中国。在为西方科学训练辩护时，有的人因此宣称西方科学的基础是从古代中国的数学借鉴来的。为了避开那些恐外仇外的人，搞现代化的人的手法是把西方的东西当作中国原先已有的东西偷偷带进中国。当康有为在古代中国的三世说中找到了现代西方的进步思想时，他使这一手法完善了。因此，在搞现代化的中国人的心目中，他们必须以他们能够在中国搜集的一切类似物去对照外国的文化。
——摘编自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