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地处中原地区的周、卫、齐、鲁、晋（韩、赵、魏）等政权皆被视为“中国”，秦、楚、吴、越等政权则被看成是夷狄。到秦朝“以兵灭六王，并中国”以后，按照五德终始学说，以其代周“火”德自为“水”德，以“中国”正统自居，就连周朝时秦、楚、吴、越等政权所辖地区也被视为“中国”了。汉武帝时，承认秦朝代替周朝的中国正统地位，以西汉代秦“水”德为“土”德。汉人在称汉朝为“中国”的同时，又构建起了中国各个民族皆为“炎黄子孙”的血统体系。
——摘编自赵永春《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
材料二：毛泽东曾指出：“爱国主义的内容，看在什么历史条件下来决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坚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摘编自王永浩《深刻认识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统一性》
材料一：鸦片战争后，道光帝说：“不得不勉允所请，藉作一劳永逸之计......从此通商，永相和好。”1864年，清政府刊印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奕诉上奏说：“该外国律例一书，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日允之为条约，今日行之为章程。”1867年，在讨论修约问题时，李鸿章指出，各国“均有保护其民、自理财赋之权”，对其“上侵国家利权，下夺商民生计”的种种非分要求，“皆可引《万国公法》直言斥之”。1881年，清朝驻外公使曾纪泽曾赴英外交部，“谈商改条约之事”，并“争辩良久”。他认为：“诚能深通商务之利弊，酌量公法之平颇，则条约不善，正赖此修约之文，得以挽回于异日，夫固非彼族所得专其利也。”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
新中国成立后，不承认旧中国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废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清理外国在华资本及其他财产；采取适当方针处理外国在华宣传机关、文教事业和宗教事业。同时，按照《共同纲领）的“先谈判后建交”原则，即在对方明确表示承认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承诺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前提下，同愿与新中国建交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实际的建交磋商。
——摘编自沙健孙（1949-1956：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处理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政策和策略》
材料一：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思想和主张的广泛传播，使得大部分先进知识妇女开始觉醒。一些女留学生在国外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开始创办妇女报刊，自己起来为妇女解放呼喊。当时在上海、北京先后出版的《女学报》《女界月报》《北京报》《上海天足会报》《中国妇人小杂志》《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神州女报》中国新女界》等妇女报刊，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学说为思想武器，鼓动妇女参加革命，争取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要求经济自立，争取工作权利；主张家庭革命，革去夫为妻纲、父为子纲，获得婚姻自由等。这些观点和主张，反映了中国妇女要求冲破封建禁铜、争取自身解放的强烈愿望，汇集成一股强大的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
——摘编自徐静《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
材料二：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世纪后期英国出现了妇女的“黄金时期”。黑死病造成人口大量减少，劳动力缺乏，致使很多妇女流入城市。她们的经济活动范围因此突破了农业的局限，就业范围也变得广泛起来。每个城市都能看到妇女从事洗衣工、守门人和澡堂服务员的工作，她们还涉足理发、缎带纺织、书籍装订、房屋出租、旅馆和酒店的开设、食品的经营出售等几十个行业。在市镇的各行业中，妇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妇女协助丈夫工作，当丈夫去世后，妇女们便接替他们的工作，经营商业和手工业，并成为行会会员。妇女无论已婚与否皆可参加行会，有些行会则完全由妇女组成。女匠师、刺绣女工及其他行业的妇女都可以收受学徒。1319年，在伦敦的纳税人记录中，女性纳税人占4%，有些是出租房产的富裕寡妇，也有独立经营的已婚和未婚女性。
——摘编自徐海燕《中世纪英国妇女的“黄金时期”问题辨析》
材料：美国是以共和政体立国的。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很多美国人欢欣鼓舞，他们疾呼政府提供支持，希望法国能够在欧洲确立维护民众自由的共和制度，但政府的中立令他们大失所望。尽管美国精英人士对拉丁美洲人在文化上抱有很大的偏见，但他们同样期望拉美新兴的独立国家采用共和制。1818年前后，欧洲大国曾邀请美国加入神圣同盟（维护维也纳体系的军事集团）。美国国务院对美国驻法国、英国和俄国公使作出指示，表示“在西班牙和南美洲的争执中，美国将不会参与任何调停或干预的计划”。美国是个民主共和国家，以自由主义的原则作为立国之本，从理论上看，与君主专制政体水火不容。在美国政府决策者看来，这大概是美国外交的一个底线，如果突破了这个底线，美国作为一种代表“自由”象征的存在便失去了意义。时任总统的亚当斯在1820年7月5日下达给美国驻俄国公使的指示中，重复了华盛顿告别演说中为美国外交确定的“伟大准则”：“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是非欧洲的。坚定而谨慎地独立于欧洲体系的所有约定之外。”简费酒福间
——摘编自王晓德《美国对西属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政策的转变与影响》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19世纪早期欧洲—美国—拉美三者的关系，自拟一个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阐述须包括具体的史实；紧扣主题，持论有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