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项 | 历史事实 | 历史解释 |
| A | 光绪二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英国获得“派员驻寓”重庆和宜昌等特权 | 《烟台条约》中明确规定英国开埠重庆 |
| B | 1891年，川东道员黎庶昌认为，“诚为中国挽回利权起见”，应尽快在重庆开办机器纺纱局，基本坚持“不借洋款” | 机器纺纱局的开办是帝国主义资本侵略的直接产物 |
| C | 1904年10月28日，重庆总商会会长李耀庭发展实业，为保护商权参加各项争取民权活动，集体抵制洋商，带领商会渐趋于“四民之首”的地位 | 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反帝事业，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四川、重庆的发展 |
| D | 民国初年传教士修筑仁爱堂医院，救济百姓。1920年重庆主教邀请法籍安娜保禄等来渝成立重庆修会。1928年天主教会创立明德初级小学，后更名为曾家岩小学 | 传教士的活动有利于重庆的全面发展 |
材料一：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与知识日益广泛地进入中国。1858年，王韬就已经认识到“中法不如西法之密”。官方层面的条约签订、外交往来等等，需要以西洋历法作为重要参照，都在一定层面上扩展了西洋历法的使用范围。时人逐渐了解到西洋历法之精髓，此前对西洋历法鄙弃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方维规所说：“由于时人不仅认识到西方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也感受到西方在许多方面确实胜于中国，便逐渐对西洋事物怀有一种崇敬之情。”在这种情况下，西洋历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肯定。
——摘编自朱文哲《西历·国历·公历：近代中国的历法“正名”》
材料二：1918年，北京政府教育部下辖的中央观象台依据国际标准时区制度，将全国规划为中原时区（后改南京时间）、陇蜀时区（全面抗战后改重庆时间）、回藏时区（后改新藏时间）、长白时区、昆仑时区等五个时区，标志近代中国自动、自主地加入全球标准时区制度的行列。但是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时改中原时间为东京时间，五时区制的实施效果颇为有限。……标准时间在近代中国的产生和变化，尽管与西方列强的扩张关系密切，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生产结构的变化及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更加密切后，产生了对精确、统一的社会公共时间的需要。近代民众在社会生活与国际交往中真切地体验到标准时间带来的实惠与便利。
——摘编自封磊《从海关时到北京时：近代中国的“时区政治”及其嬗替》
材料一：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自我检讨，“我们国民党革命了十三年，从未有指挥过自己的军队去打仗，差不多全是利用人家来打仗，一旦利害问题发生了，非但靠不住，而且会造起反来。”基于此认识，孙中山彻底放弃了依靠军阀打军阀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加快创建属于自己的革命军队。
——摘编自马苹《孙中山创建新型军队的积极探索》
材料二：1929年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规定：“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毛泽东总结道，“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
——摘编自王天宇《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