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如今，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日新月异。统计显示：2020年西藏自治区7.8%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居全国省区市的第一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10%和12.7%，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西藏社会科学院经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勇说：“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和旅游业的繁荣是支撑西藏高速发展的两大主要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连续5年召开深化对口援藏扶贫工作会议。截至2019年年底，全区62.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74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
——摘编自尕玛多吉、赵斌艺、陈慧娟《沧桑巨变再续辉煌》
材料二：在中央对西藏加大投资力度和财政扶持的同时，全国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亦在不断完善和加强。从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拉开全国支援西藏的序幕，到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方式，再到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把西藏所有县（市、区）纳入对口支援范围，全国支援西藏工作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1年5月，全国共有18个省市、60多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17户中央企业承担了援藏任务，先后选派6批共4742人进藏工作。各对口援藏单位前五批累计建成援藏项目6300个，总投资达133.15亿元。全国各地援藏资金和项目则由第一批的4.8亿元、564个增加到第五批的4023亿元、1660个。
——摘编自贾立政《援藏解读中的三个独特性》
材料一：14、15世纪，意大利思想家、艺术家试图推动古代文化复兴。开始时他们仅努力效仿最优秀的罗马作家的拉丁文体，之后学者们又竭力仿效古希腊作家。艺术家们长途跋涉到罗马，在其笔记本上画满了古代遗迹、雕塑和大奖章的草图。富有的收藏家则收藏了许多古代哲学手稿并建立图书馆安放它们，这些收藏家们购买每一件自己能找到的古代雕塑作品。赞助人则要求艺术家创新作品，希望艺术家既要仿效古人风格，也要表现出对展现自然状态的关注。
——摘编自[美]布赖恩·莱瓦克《西方世界碰撞与转型》
材料二：整个16世纪西欧几乎被宗教革命（即宗教改革）的浪潮所占据。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是先后交错的两篇“文章”；在这以后，西欧社会的面目的确改变了。文艺复兴是人性与理性的解放，宗教革命的冲击力则在于对社会性的愚昧发起了攻击。欧洲人几乎没有不是基督教徒的，所以席卷欧洲的宗教大分裂就涉及每一个人，要他们做出选择。……宗教分裂导致到处发生激烈冲突、流血事件、教派迫害。……从它的社会意义讲，它以极大的震撼力松动了思想束缚，教廷神权一统天下的局面从此被打破。
——摘编自陈乐民《欧洲文明的进程》
材料：如果一个生活在1930年的欧洲人通过时间机器来到1965年的欧洲，他或她就很可能会感受到极大的震惊。不过他（她）并不是对欧洲经济的一体化感到惊讶，而是对充溢在欧洲普通人生活当中的丰富消费品感到惊讶。在那些执行战时配给政策的年代之后，欧洲发生了消费热潮，而且没有停止。实际工资得到了快速且前所未有的攀升——例如在1950年至1970年之间，英国的实际工资就增长了80%。充分就业和全面的福利制度为欧洲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济保障，这使得他们不屑于保留节俭的习惯。这场热潮同时改变了欧洲本土的内部环境及外部环境，住宅的繁荣、电器的普及、汽车在城乡公路上驰骋。1950年还非常稀少的公路，到1965年已经将乡村地区覆盖；1959年之前的欧洲还不知道的停车收费器，1965年已经遍布于城市的街道。
——摘编自[美]布莱恩·来瓦克《西方世界碰撞与转型》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二战后欧洲消费热潮自拟论题，并加以解读。（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解读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一：隋朝建立后，隋文帝遵循“存要去闲，并小去大”的原则，废除了“郡”级建制，全国实行州、县两级制，隋炀帝时期，又改为郡、县两级制。李渊建唐后，为赢得民心，恢复了隋文帝时期实行的州、县两级制。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将全国划分为十道，并派遣使者对各州县官员进行监察，但是这些使者仅为临时任命的，巡察结束回京后职务即刻就被解除。“道”仅是唐为加强中央集权而设立的虚拟机构，没有固定治所，因此不是固定机构。安史之乱后，掌管兵权的节度使开始作为地方行政长官，节度使的辖区叫“道”。自此，道成了州上面的一级行政单位，道、州、县三级行政区域制度由此形成。
——摘编自朱亮《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域制度的变迁》
材料二：宋代三级地方行政区划，首为路，初期有15路，最多时发展到26路；路下设府、州、军、监（宋初惩唐五代节镇之祸，收回节度使的兵权，由中央直接统领府、州、军、监），府是皇帝即位前居住或任职的州以及京都、陪都所在地，军是冲要之地，监是有矿产之地，府、军、监与州的级别相同，宋全盛时有4京府、30普通府、254州、63监；再下是县，全盛时有1234个县。这个时期县以下都设有乡、里基层行政组织，其划分主要以户口多少为标准。
——摘编自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