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为了在思想文化上进行控制，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发布了“焚书令”，禁止法家以外各学派的发展，“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为了提高皇权，在法律形式上规定，命为“制”、令为“诏”；“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
汉代接受了秦亡的教训，在法律上“改秦之敝”。刘邦初入咸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文帝即位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司法改革，废除连坐收孥法、废除诽谤妖言罪、废除肉刑。武帝时期，随着统治阶级由“无为”向“有为”的转化，法网渐趋繁密。董仲舒倡导的“引经决狱”之风兴起。在立法方面，董仲舒强调以经书为根据，提出了“亲亲得相首匿”、“原心定罪”等原则，这些原则对以后的封建法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1899年康有为回忆“公车上书”时说：“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梁启超鼓动各省公车，上折拒和议。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联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近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上奏、代奏或电奏次数达154次，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单独上书达31次，人数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上书7次，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八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材料三：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回国内，激起朝野上下的反对声浪。在京官员及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纷纷联名上书。康有为、梁启超组织了联合各省举人的“公车上书”，虽未送达光绪皇帝，但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
——《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
表1近代英国火车和铁路发展大事记（部分）
时间 | 事件 |
1760年 | 亚伯拉罕·达彼发明扶轨 |
1801年 | 矿业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成功试制蒸汽机车“布鲁克“号，升在矿山授入载但在试验中失败。 |
1814年 | 货运行。因运行时烟卤冒出火婚，矿山周围居民林其为“火车” |
1817年 | 斯蒂芬森受投资人皮斯之，建造从达灵顿到斯托克之间的铁路。 |
1825年 | 史蒂孙驾他设计建的“行者”号，我客631名，在达灵—斯托克顿铁路上试运行。 |
1830年 | 世界上第一列由蒸汽机车牵引的容运列车在利物浦—受初新神铁路线上正式运营。 |
——编自（英）斯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等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英国火车和铁路发展进行历史解释。
材料一：16-18世纪，土地贵族守旧的地产经营管理方式导致其经济地位、政治特权、爵位等级和社会荣誉地位急剧衰落，他们的文学形象也随之发生变化。如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李尔王》展示了一幅上流社会道德沦丧、社会崩溃的图景；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书中对于“羊吃人”的惨剧有过逼真的描述，“他们（贵族）拉倒房屋，毁坏城镇，佃农们被赶走……”
——摘编自肖先明《中世纪至近代早期英国贵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文学形象的嬗变研究》
材料二：19世纪英国小说家特罗洛普的《如今世道》，深入探讨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基督教道德之间产生的矛盾，成为对社会变革的忠实记录。小说中的贵族朗杰斯塔夫仅仅靠继承土地来获得收益，但其开销并未减少，这使得他入不敷出，穷苦潦倒。他的贵族绅士身份，其实就是空壳。他竞选代表本郡的国会议员，却多次失败。他对以中产阶级为主的下议院的排斥，正是对贵族绅士权力失势的无力反抗。
——摘编自曾妍《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绅士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