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直到唐前期，粟仍然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其次是麦。……从唐中叶起，由于北人南迁……以及耕作技术的进步等，水稻在全国粮食生产中开始占了首位，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重心的南移。……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益州号称“州之瑰宝”，和扬州地区并称为“扬一益二”，居全国首位。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明朝中后期，原产美洲的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传入中国，提高了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使许多耕地可改种棉花、蚕桑等经济作物。在松江府，妇女们“晨抱绵纱入市，易木棉花以归，机籽轧轧，有通宵不寐者”，催生枫泾镇成为棉纺业专业市镇。随着工商业市镇的勃兴，由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构成的市民阶层形成，明代阶级结构发生新变化。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一：墨子提倡全民同利、有财相分、有利相交的平等公正观。他主张“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常天之臣也”。在社会关系上，应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免以分人，有道者动以教人”。墨子强调，正义在于公利，为天下兴利除害，是治理国家的根本策略。追求公共利益，就要反对自私自利的思想与行为。墨子把“国家百姓之利”作为义与不义的尺度，义作为一种崇高的价值追求，它的终极目标在于息民，这正体现了以民为本的理念。墨子主张尚贤、尚同，消除歧视，君主平等用人，人民平等参与政治。
——摘编自何芳《墨子“民本”平等思想的现代审思》
材料二：谭嗣同的社会教化观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观点，确立了社会生活实践的基本要求。政治方面谭嗣同反对“势”(君主的威势)，要求消除“众生业力”，提倡“自主之民”，以期达到西方的平权；他提倡君民地位平等、世界(各国)“互通”、中西贸易要讲“均”，从根本上还是要自强兴国，以真正达到和西方各国的平等；他还强调“君民犹本之于末”、人无“等差”“分殊”、男女天生“无异”，最后落脚于伦理立法，以构建新的伦理关系；他肯定孔子“有教无类”、主张不以科举内容“差高下”，终极目标是以“感化”取代传统“教化”。
——摘编自董平平《谭嗣同平等思想研究》
材料一：春秋时期，贵族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利于贵族随意处置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郑国子产根据已有刑法重新编订了三种刑法，在公元前536年“铸刑鼎”，把惩治犯罪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社会公布；让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法会得到怎样的处罚。结果，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犯罪案件减少了。
公元前452—前450年，在平民保民官的强烈要求下，古罗马先后编订出十二个法表，镌刻在青铜牌上，公布于罗马广场，即《十二铜表法》。该法包括民法、刑法和诉讼程序，基本上是过去未成文的习惯法的汇编。在后世的岁月中，它虽经多次修订，但始终是古罗马的基本法。
材料二：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在继承传统法律思想的基础上，融合启蒙思想制定了各自的法律制度。在国家权力结构层面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法律由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议会制定，行政机构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行政权，法院根据法律独立掌握司法权。在法律内容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天赋人权”和人人平等思想，注意保护个人的各种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在司法实践中，为了保证从立案到审理再到判决的每个程序的公开公正，建立了律师制度和陪审团制度。独立、专业的律师为被审判者提供辩护，可以减少法官对法律的误读；从普通民众中产生陪审团，参与案件审理和判决，使民众能够直接参与法律事务。西方法律制度强调保护私有财产，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