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医学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五行学说，藏象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经络学说，病因与发病学说，病机学说和防病学说。在整体系统观和辩证论治主旨的指导下，在对疾病的现状进行周密分析的基础上，确立一套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治则，包括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调摄阴阳、调整脏腑功能、调整气血关系和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六个方面，用以指导具体的治法、处方、用药。治则是指导疾病治疗的总则；治法则是治则的具体化，是治疗疾病的具体方法，如汗法、吐法、下法、和法、温法、清法、补法、消法等等。而治法中的益气法、养血法、温阳法、滋阴法都属于在扶正总则下的具体治法；治法中的汗法、吐法、下法、逐水法等，都属于祛邪总则下的具体治法。
——摘编自宋定国《国学探疑》
材料二 古希腊的医学和生物学联系在一起，他们通过解剖来认识人体结构以及生物发育过程。或许是在古希腊医学家、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的思想理论影响下，希波克拉底学派采用了四体液说：黏液、血液、黄胆和黑胆，它们是“宇宙四种元素或四根，即火、空气、水和土在身体内的表现，每种体液对应着热、干、寒和湿四种基本属性。他还强调仔细观察症状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检查身体、体态、呼吸、睡眠、尿、大便、痰以及病人是否咳嗽、打喷嚏，是否有气胀和器官损伤等。治疗不仅包括食疗，而且包括洗浴和按摩，还有许多草药，包括催吐药和祛痰药。不过，希波克拉底最著名的可能是他的学派采用医誓。医誓的主要内容是永远把病人放在第一位。医誓非常详细地明确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保密关系，它在历史上为医生赢得了很高的地位。
——摘编自彼得沃森《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材料三 1850年后，合信翻译出版了《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等著作。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医道》中较全面地比较中西医，认为西方医学在关于人体脏腑器官的认识、诊断手法、药物炮制、外科器械等方面都胜于中医。李鸿章指出：“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与医学岂曰小补！”梁启超此时认为发展医学是变革图强、追求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西医者增多，学习西医的民间组织和报刊杂志在许多地方纷纷出现。
——摘编自王勇《西方医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文物从历史、艺术、建筑、科学或人类学角度承载了“突出的普遍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遗产公约》规定，对于一部分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建议重点保护。下表是部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 时期 | 国家 |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部分） |
| 古代文明 | 中国 | （第一批列入）长城、莫高窟、明清皇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五项世界文化遗产 |
| 希腊 | 雅典卫城 | |
| 意大利 | 古罗马城 | |
| 埃及 | 孟菲斯及其墓地金字塔 | |
| 近代文明 | 意大利 | 佛罗伦萨历史中心 |
| 德国 | 德国路德纪念馆及建筑群 | |
| 英国 | 德文特河流工厂群 | |
| 美国 | 独立国家历史公园 | |
| 现代 | 日本 | 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原爆遗址 |
从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部分)简表中任选两项遗产，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它们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理由。(要求：明确列出两项遗产，理由准确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建国初期，在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工矿企业，但是这些企业中保留了比较多的“旧”的痕迹。
1950年2月28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在国营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实行工厂管理民主化；清除隐藏在企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废除各种官僚资本统治时期遗留下来压迫工人的制度，如包工制、把头制和搜身制等。实行生产改革，一是在经营管理工作中建立严格的经济核算制，精打细算，厉行节约。二是在生产管理工作中大力推广和使用新技术。如燃料工业部1950年作出了《在国营煤矿全面推行新的生产方法的决定》，废除过去长期采用的高落式与方柱式的采煤方法，使用和推广三段长壁，矸石充填等新的采煤技术。
——根据林蕴晖等著《凯歌行进的时期》整理
材料 海湾地区拥有极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美国、西欧、日本进口的石油，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海湾地区，因此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给西方经济造成巨额损失。1991年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轰炸巴格达，海湾战争爆发。截至2月23日，多国部队共出动飞机近10万架次，投弹9万吨，发射288枚战斧巡航导弹和35枚空射巡航导弹，并使用一系列最新式飞机和各种精确制导武器，极大削弱了伊军的C31(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能力、战争潜力和战略反击能力，使科威特战场伊军前沿部队损失近50%，后方部队损失约25%，为发起地面进攻创造了条件。2月24日，多国部队发起地面进攻。26日，萨达姆宣布接受停火，伊军迅即崩溃。28日8时地面战役结束。
材料 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徐州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唐朝大臣、史学家。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进士及第，官至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一生著述颇丰，特别是《史通》对唐朝前期的政治制度记述比较详细精准。他认为历史学者的个体素养对历史书写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史通》中提出史学家应具备“史才、史学与史识”的“史学三长论”。他认为“史才”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必须具备的文字功底，最好是文字简洁、明晰、准确；“史学”是历史学者具备的博通古今的史实功底；“史识”是史学见识，即用正确的历史观作指导，才能写好历史论著。“三长”中以“史识”为最难，代表了史学家的见识水平。“史学三长论”后被清代历史学家章学诚发扬光大，并提出强调史学家应具备“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根据《中国史学史》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