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的乡村建制历史悠久。近代以来，随着专制王朝的急剧衰落与解体，中国社会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保甲废弛，国家意志渗透到乡村，以"代理人"的方式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清末新政"以后，清廷即在乡村推行了一系列积极有效且具有现代治理色彩的举措。1904年，河北定县翟城村乡绅米春明以翟城村为样板，兴办新式教育、制定村规民约、发展乡村经济。19世纪2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渐成风尚，众多社会精英投身其中。社会精英改造乡村，大多"放眼世界"，通过对异域乡村文明的欣赏而对现实中国乡村"把脉下药"。米迪刚对翟城"模范村"的塑造来源干日本町村制的启示，阁锡山的村政也受益于日本乡村治理，至于后来的各大试验区，也多参照欧美特别是丹麦治村成功的范例。19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也投身其中，倡导和组织实施"建设农村"。
——摘编自冯俊锋唐琼《清末民初中国乡村治理再考察》
材料二 自中世纪以来，英国市镇或教区的秩序维系主要依赖于其地方共同体的自治功能，随着工业化时期的到来，英国城乡人口流动性加快，传统的自治模式亦开始受到冲击和挑战。鉴于不断恶化的社会治安环境，英国议会曾多次成立调查委员会以图在地方推行统一的警制改革。1829年，伦敦开始实行警制改革。1835年议会通过《市政改革法》，这一法案在不打破传统自治格局的情况下对自治市相对滞后的治安体制进行了调整、扩充。1839年《郡警察法》颁布，规定地方警察的组建由各郡治安委员会负责。由于两个法案都不具强制性，地方警察在组建过程中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进度，有些地方甚至加强了传统的教区治安力量。1856年，下院通过《郡市警察法》，规定各郡治安法官必须组建新式警察制度，中央政府提供1/4的财政补贴，建立一个直接对内政部负责的监督委员会，加强对各郡警察的督查。这样，一个由中央政府监督指导，郡政府具体执行的统一警制建立起来了，地方教区的治安权限则遭到剥夺、标志着现代警政体系最终确立。
——摘编自许志强《19世纪英国地方警制改革与国家治理的演进》
材料 清初地方实行督抚制，地方层级多，机构重叠。鸦片战争后，地方职能不断扩大，局、所林立，管理混乱。1906年，清政府在参酌各国制度的基础上，推出了地方官制改革大纲，遭到大多地方督抚反对。宪政编查馆于1907年推出了折衷的地方官制改革方案《各直省官制通则》：“各省督抚依旧总理地方军政，督抚衙门设置幕职佐理文牍，分科治事；省以下，为府（直隶州）州（县），裁撤分守分巡各道，设立议事会和董事会等自治机构；分级设立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初级审判厅，实行司法独立。”方案颁布后，清廷在东北三省试点，要求其余各省“十五年内一律通行”。民国成立后，部分制度仍有沿用。
——摘编自费秋香《论清末新政的地方官制改革》
材料 1959年12月，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印度，表示将加大对印度的经济援助。苏联考虑到印度的地缘政治特征和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影响力，也努力向印度示好，在中印冲突上表现出偏向印度的“中立”，提供给印度军事武器及贷款。在印度决定向中国边界大举入侵之前，除了印度本身对边界问题的考虑及国内舆论的压力，美国的援助及苏联的支持也促进了印度做出了这样的决定。1962年10月20日，中国打响了自卫反击战，向世界证明中国领土的不可侵犯及中国解决问题的原则。战争结束后，印度在实际上走向双重结盟，即联美又联苏，共同反华。美苏纷纷力图在南亚获得战略优势，造成了南亚地区长期的紧张局势。中国则迅速发展了同巴基斯坦的关系，巴基斯坦成为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伙伴。
——摘编自魏静《中印战争中的苏联因素》
——根据白寿彝《中国通史》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