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利玛窦的《中国传教史》将孔子比拟为古代希腊的大哲学家，认为中国人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过着良善的道德生活。该书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世纪欧洲流行的洛可可艺术风格，深受中国输入的陶瓷、丝绸产品的影响，具有纤细、轻盈和繁琐
的装饰性。18世纪，法国人魁奈创立了重农学派，其刊物大量引用中国的典籍。在魁奈的
敦促下，路易十五模仿中国皇帝举行了显示重视农业的仪式“籍田大礼”。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1898年，严复节译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并结合中国的时政分析，掺杂进自己的大量发挥，出版了《天演论》。是书将进化论的适用范围推向极限，痛陈物竞天择、弱肉强食是万古不易的天演定律，一经刊印便风行全国。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进化观念传入后，“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19世纪中后期德国知识生产的组织平台及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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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
举 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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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
调整原有专业规模和结构，大幅缩减神学、法学等传统学科，创设新的自然 科学、经济学等学科，并成立新型的商业和工业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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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
建立与生产紧密结合的实验室，加大对新发明和新发现的研究和生产转换。 如拜尔公司的实验室中，化学家卡尔·杜伊斯贝格就发现三种新的苯胺染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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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研团体 |
工业家与官员共同策划，建立威廉皇帝促进科学协会、威廉皇帝物理化学研 究所、威廉皇帝生物学研究所等，大批量进行科学知识的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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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
成立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等多个研究所；1877年颁布专利法，从法律制度层面为知识生产保驾护航。 |
——摘编自邢来顺《近代德国有组织的知识生产与文化科技发展》
材料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后，共和派开展了教育改革，法国教师普遍怀有一种实施公民文化和知识教育的强烈使命感。历史课采用史学大师拉维斯编写的教材卓有成效地来弘扬民族情感；地理课以自身方式来歌颂法国这个比例匀称、“气候温和”的“有规则的六边形”；自然科学课教师特别重视让学生去“发现”拉瓦锡等法国近代科学史上创造性的天才。当法国从19世纪跨入20世纪时，在绝大多数法国人心目中，法兰西已和共和国融为一体。
——摘编自吕一民《法国在第三共和国前期的知识生产与传播》
材料：清朝政府在州县设置养济院，收容本籍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但其运营逐渐难以满足社会需要，还存在严重的贪污腐败、匿藏奸盗问题。由民间筹资兴办的京师普济堂引起了雍正皇帝的重视，叮嘱地方“宜时加奖劝，以鼓舞之。”雍正二年（1724年）开始，普济堂广泛设立。雍正十一年，中央政府进一步许诺捐额多者“加以议叙”，少者“给与匾额、免除差役”，极大地鼓励了地方官员、乡绅、商人和地主富户出资供养，并择当地“身家殷实、才具干练者”管理堂务。一些普济堂不仅要收容老弱贫病，还担负着外地流民安置工作，救济对象不再有额内、额外之分，经费则主要用于保障日常生活，如发放口粮、冬夏给衣、生者给床褥、死者施棺、病者给医等。
——摘编自王卫平《普济的理想与实践--清代普济堂的经营实态》
材料：1942年，在英国的主导下，流亡伦敦的欧洲八国教育部长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战时与战后教育文化重建问题。1944年，美国提议建立一个联合国体系内的教育文化组织。194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成立。其《组织法》强调“文化之广泛传播以及为争取正义、自由与和平对人类进行之教育为维护人类尊严不可缺少之举措”，接受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加入，坚持“一国一票”的平等决策方式，具体运行机制则吸收了美、法两国草案，并将美国重视的新型无线电广播、电影、报刊等大众传媒列入其职能领域，美国也对该组织“成为美国安全项目以及外交政策更广泛目标中的一个力量”抱有相当期待。20世纪50年代后，苏联和第三世界国家广泛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意识形态功能弱化，逐渐回归于纯技术援助功能，成为开放程度最高的几个国际组织之一。
——摘编自刘铁娃《解释美国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影响力的演变》
材料：尹达（1906-1983年），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青年时代就读于河南大学，大革命失败后，尹达心忧国家命运，立志以考古研究探索中国社会发展规律。20世纪30年代，他主持了龙山文化等遗址的发掘工作。抗战爆发后，他悲愤地留下字条：“我爱好考古······但我更爱世代所居住的故乡，我不能够坐视不救！”毅然奔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工作期间，尹达从考古学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写成《中国原始社会》。新中国成立后，他肩负史学、考古学学术组织与学科建设重任，为探索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演变规律，进行着长时间的理论思考。20世纪70年代末，他创建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阵地，对中国史学发展进行系统探索，为《中国史学发展史》的出版奠定基础。
——摘编自谢保成《尹达先生之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