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曼彻斯特位于英格兰西南部，众多大型工厂和林立的烟囱组成这里的“城市景观”，加之谷地的地形条件导致这里雾霾频发。1842 年，曼彻斯特一份新闻报道描述：“黑烟笼罩在城市的上空，经久不散，人们抬头可以看到高耸的烟囱吞吐着滚滚的黑烟，低头可以看到厚厚的煤灰覆盖着大地，到处都是黑灰色的建筑，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已经分辨不出白天和黑夜了。”1868年，曼彻斯特卫生官员发现工厂的中年劳动者极易患支气管炎和肺气肿。在19世纪下半叶，造价100万英镑的曼彻斯特市政厅外观的石雕因被烟雾腐蚀而出现风化状况。19世纪70年代，浅色蛾类在烟雾弥漫的地区几乎绝迹，蝴蝶也在发生黑化。罗伯特·安古斯·史密斯（1817- 1884）在曼彻斯特距离市中心下风口两英里处种植了20 株茶花，以测试空气中硫化物对植物的影响，结果发现这些花黯然无光，甚至凋敝死亡。1873 年，曼彻斯特化学与其他工厂有害雾气委员会检察官曾有记录：位于中央商务区中心的J.斯梅瑟茨的工厂排放烟尘达11分钟，站在这里的人会因吸入该厂烟囱释放出的浓烟而感到窒息。
——摘编自吴洋、卜风贤《19世纪以来伦敦和曼彻斯特雾霾的治理》
材料二
2005年，为有效破解我国生态治理难题，提升民众生活质量，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安吉县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相继提出“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治国理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我国未来生态建设指明了方向。立足新时代，要实现党中央提出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党和政府已将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建设的核心任务和重要抓手。
——摘编自欧阳康、郭永珍《论新时代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
材料
中国历史发展至两宋时期，生活风貌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种生活风貌作为一切思想的本源，势必会造就两宋儒学兼具守成与开新的两面性，即一方面，它在更深层面上维护着传统的皇权专制、纲常伦理，成为一种日趋滞固的“守成”儒学；但另一方面，它也潜藏着颠覆前代价值观念的可能，孕育着某种现代意味的观念，成为一种趋向现代性的“开新”儒学。这两种价值趋向在后世的儒学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弥合，反而是渐行渐远……明清时期，一方面，具有启蒙色彩的儒学思想出现了，将通往现代的可能一步步彰显出来，对理学家“以理杀人”的批判日趋高涨；另一方面，明清统治者通过对程朱理学进一步意识形态化，加强了思想钳制，使得儒家思想越发保守，而最终成为“吃人的礼教”。
——摘编自郭萍《从两宋儒学的内在紧张看儒学的现代转向》
提取材料中的任一观点，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予以说明。（要求：观点具体明确，说明须史论结合。）
材料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我国私立高校的发展较为混乱。一方面，不少私立高校设备简陋，师资匮乏，办学水平与教学质量极为低下；另一方面，外国人把持的私立教会高校旨在培养传教人员，将宗教课程列为重要教育内容。对此，南京国民政府下令严加整顿，1927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宣布：“凡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都须经中华民国大学院立案。”按照《条例》规定，申请立案的私立高校必须具备相应条件。1929 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法规开始严格限制立案私立教会高校的宗教教育并收回教育主权。南京国民政府坚决取缔不合格的私立高校，并通过不断修正法规来强化政府对私立高校的督导权力。南京国民政府还给私立高校经费，每年定期发放，即便是抗战时期亦不曾中断。此外，南京国民政府还多次颁布并不断修正《捐资兴学褒奖条例》。
——摘编自宋秋蓉《试述南京国民政府对私立高等学校的管理》
材料
一战后建立凡尔赛体系在战略设想、条约内容以及体系建制方面都存在严重的缺陷。一战对旧的世界政治格局进行了彻底的洗牌，各战胜国企图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谋求更多的利益，而由于美国自诞生以来长期对外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威尔逊的战略设想并没有获得国内主要政治力量的支持，终究没有逃出夭折的命运。没有美、苏这两个新兴大国的支持，在战胜国集团内部就只剩下疲弱的英法勉强维持着凡尔赛体系的运转。战败的德国仍然拥有不输于英法的雄厚力量一强 大的科技实力、充足的人口储备以及丰富的战略能源等，这些也成为德国重新崛起的重要条件。华盛顿体系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在亚太地区拥有重要地位的日本通过一战攫取了大量在华利益，实力得到大幅提升……最终，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解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摘编 自张启炜《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的弊端与二战爆发的关系初探》
材料
明朝中期的著名政治家杨一清（1454- 1532）于1502年出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并开始主持陕西边备事务。伴随着明朝边备的逐步松弛，明朝与蒙古关系的紧张，边地战火连绵不断。他在担任陕西总制期间，对兵将进行必要的奖惩，“皆是激励人心，鼓舞士卒之策”。他能够充分认识到下属将领之长短，合理调配。由于蒙古不断拆墙入寇，深入腹里，他在朝廷支持下大力修筑边墙，在自延绥至宁夏一带大修墩台，积极设防。他认为充实军伍，“惟有招募一策，可应目前之急”。招募对象为长期居留边方的土著居民，因为他们“性气猛悍，尚勇善斗。且惯见敌众，闻敌不惧”。同时加强对边兵的管理和训练，注意演练各种营阵，因时制宜地使官兵灵活掌握各种战略、战术，以提高作战能力。他还通过中盐、屯田和国家发放帑金等多种途径，增加边地储备，以保障边地军民生活。他作为总制出镇西北边疆三十余年，不仅功绩卓著，而且治陕之规范更为后世所称道。明世宗认为他“温诏褒美，比之郭子仪（唐代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
——摘编自方广岭《论杨一清经营陕西边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