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秦汉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尤其汉祚久长，疆域广阔。汉人与边疆各民族杂处日益发展，人民之间互相交往，互相学习，通婚合好。边疆各族开始称内地人为“秦人”，至汉中叶，渐改称为“汉人”，而汉人也以当朝国名自称汉人。这一改变，既反映了汉民族的新特征，也反映了边疆各民族对汉人的新认识，已具有民族称谓的性质。
——摘编自陈连开《论华夏／汉民族的形成》
材料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为了维护统治，不断宣扬“国族”理论，公开否定“三民主义”民族观，将民族同化从隐性实施变成了公开推行，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稳定。民族政策和边疆政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他们指定的范围不同，对象不同，对于同一项政策所产生的反应也不会完全相同。民国时期未能加以详细的区分，导致实际工作中出现混乱。
——摘编自严昌洪等《论民国时期的民族政策》
材料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两年时间里，“中国”完成了从观念上的国家向民族实体的扩展。中共以内蒙古的政治模式为先导，把区域自治应用于所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内蒙古自治给中共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经验：一个边疆民族在某种程度上的特殊化，其实可以促进它与中国内地同质化的重大进展。区域自治被写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发布的《共同纲领》，由此成为重大国策。
——摘编自刘晓原《边疆中国和1949年》
材料一：工业革命后，德国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增加。但同时贫富差距拉大，经济的不稳定性增加。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待遇较差，工人运动日益发展。面对这种情况，一些有见识的资本家认为要获得长远利益，就有必要适当改善工人的待遇。以俾斯麦为代表的德国统治者认为，要阻止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还需要用温和的手段缓解工人的对抗情绪，以保证正常的社会秩序。1863年以后，德国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到20世纪初基本建立起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摘编自胡继晔《追寻中西方社保文化的起源和发展》
材料二：二战后西欧国家普遍推行社会福利制度，20世纪五十年代，西欧国家公共支出约占国民生产总产值的30％，七十年代增加到40％，有些国家甚至占三分之二以上。法国医院的预算取决于当年病床的利用率，医院故意延长病人住院期，致使保健费用每年递增15％～20％。普遍实行社会福利制度，规定不明确，也助长了少数人的依赖思想。自七十年代以来，西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陷于重重困难。
——摘编自杨祖功、曾宪树《论西欧的“福利国家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