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西周统治者确立了“天下归心”的文化立国战略，着力“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大约从春秋中期开始，“四夷”开始与“华夏”相对成为一个流行的词汇，“华夏居中、夷狄环绕四周”的天下格局开始形成，天下遂成为制度和文化的世界。在诸子长达百年的争鸣中，却一致倾向于“大一统”，为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思想基础。至此，天下观实现了世界观、文化观和政治观的融合，成为影响中国人最为深刻、持久的传统观念之一。
——据李宪堂《“天下观”的逻辑起点与历史生成》
材料二：从1840年开始，中国人开始在实践和认知两个层面上走向从传统天下观向现代国家观的艰难转型。西方的征服以至几近“亡国灭种”的经历，开启了国人向西方学习的革命，这是一场观念、制度和文化的深刻变革。培养民智，促使“臣民”向“国民”转变，改变“柔性疆域”意识，树立领土主权原则，建立现代政府，内争民权、外争国权成为仁人志士奋斗的目标。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初步完成。
——据王鸿生《论中西文明中的天下观和世界观》
材料三：从历史的大视角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经历了“等级天下观”的衰落，主权平等国家观的相互博弈后，现在开始朝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切入点的“平等天下观”发展，这一“天下观”既不同于传统中国文化所倡导的天下观，也有别于西方“丛林法则”天下观，而是一种平等、互惠、合作、共赢的天下观。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思考和历史担当。
——据张学森《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观》
材料：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二者在看待问题的角度上存在重大的差异：前者从自然的角度出发，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后者则相反，它以人为中心，透过人的视角，从人的经验出发了解自身、认识自然。但这并不是说科学与人文没有相通之处，更不是说科学家都是没有人文关怀的科学主义者，或者说人文学者都反科学。相反，许多科学家都充满了人文精神，许多人文学者则热心科学，虚心研究和运用科学方法。
——据吴国盛《科学的历程》等
结合材料与所学世界史的相关知识，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简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汉武帝末年，战事屡兴，民怨沸腾。武帝死后，昭帝、宣帝相继当政，励精图治，锐意改革。昭宣二帝多次颁布了减免田租、口赋及其他杂税的诏令，还下旨规定凡遇郡国遭受水旱、地震灾害，当年租赋徭役皆免。昭帝时期就武帝的盐铁专卖政策进行辩论和总结，取消了酒类专卖和部分地区的铁器专卖。宣帝对郡国守相的选任，十分慎重和严格，规定先由朝中大臣举荐，然后择日亲自召见考核，询问治国安邦之术。宣帝还设廷尉平至地方鞠狱，还规定郡国呈报狱囚被笞瘐死名数。宣帝时召集著名儒生在未央宫讲论五经异同，经过这次讨论之后，原属民间的学派如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也进入官学。史学家评价这一时期“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文帝之时”，史称“昭宣中兴”。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材料：夏曾佑（1863—1924）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始着手，到1906年写成并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夏曾佑在该书的《序》中，明确表示研究古代史是为了“知来”，“以供社会之需”。他划分由图腾而宗法、由宗法而国家的社会进化阶段，并认为私有制和专制制度取代古代的公有制和公选制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这些显然比传统史学中美化古代、视上古为黄金时代的复古观念高明得多。他认为“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必学说先开，而政治乃从其后”。《中国古代史》最先采用篇、章、节的结构，以时间为经，以重大事件为纬，在描述历史递嬗时，采用“一代兴亡所系者加详”“一人一家之事无不从略”的处理方法，把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史明晰完整、详略得当地一气贯通。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