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20世纪30年代5个大型城市和63个10万人以上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沿海一带，上海拥有全国半数以上的大型工商企业。七七事变后的短短数年中，全国城乡共有1425万人迁往西部后方。从1937年至1942年底，桂林市人口增2.16倍，重庆的人口从战前的47万人猛增至124万人。贵阳、宜宾等城市人口也成倍增加。随着政治中心移往西南，仅陪都重庆国民政府的各类机关就共约130个，重庆集中了大批政治家和党军政人士。各类内迁的民营、国营和军工企业约上千家，大量的企业家、科技人员与技术工人也随之内迁。这对于大后方的工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化工巨子范旭东率200多名技工入川，推广晒盐卤技术，降低了成本。光学专家龚祖同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学位回国，制成了中国第一台军用望远镜和机枪瞄准镜。女工程师丰云鹤于抗战爆发后毅然回国，在重庆办厂，从肥皂废液中提炼甘油以制造炸药。内迁高校多采用联合办学的形式，西南联大已发展为5个学院26个系、350多名教师、327多名学生的大学。西南联大的教授可谓集一时之选。日后师生人才辈出。
——摘编自忻平《试论抗战时期内迁及其对后方社会的影响》
材料：在英国，官吏任免一向实行“恩赐制”。恩赐权最早属于国王，到18世纪，这个大权转到内阁首相和大臣手中。他们滥用这个权力，把本党的党徒安插在各级政府。1832年后，工业资产阶级上升到统治地位，控制了立法大权。1853年，亚伯丁政府拟定了“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的报告”。报告规定通过书面公开竞争考试办法，择优录用文官，并提出“文官的晋升和未来前途，完全取决于他们履行职务的勤奋程度和能力”。政府文官分为高级和低级两大类，高级文官负责执行政策，应受过高等综合教育，低级文官处理日常事务，必须受过一般中等教育。1855年，帕麦斯顿上台组阁，他以枢密院名义颁布了文官制度改革的第一个法令“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命令”。1870年格菜斯顿内阁颁布了关于文官制度改革的第二道枢密院法令进行完善，成为英国近代文官制度最后确立的标志。
——摘编自胡巧《十九世纪英美文官制度改革初探》
材料一：“二战”后，杜鲁门总统敦促国会通过就业法，明确规定政府要“为那些能够工作、愿意工作和正在寻找工作的人，提供有益的就业机会”。扩大社会福利保险，制止通货膨胀，实行价格控制。艾森豪威尔总统宣称：政府主要承担风险大、利润低、规模大，私人或地方无力承包的事业，而地方能承担的“尽可能由地方承担”，“凡是能由私人完成的事情就应该由私人去完成”。推行有条件的社会福利政策，通过有关黑人选举的立法，在司法部内成立公民权利司。
材料二：在采掘、冶炼、纺织、建筑、运输、电气、煤气等传统产业部门劳作的产业工人，被称为“蓝领”阶层。1973-1985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几乎増加了40%，而同期“蓝领”工人的人数却减少了500万。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催生了从事自动化作业管理，操纵按钮的“灰领”工以及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工人，1980年，美国“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的比列是50：32。值得注意的是，银行出纳员、饭店旅馆的服务员、公共娱乐及卫生保健员的人数也在不断増加，他们在整个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在美国，1950年已经达到53.2%，1976年为65.7%。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